试论对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 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即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在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者。处在这个年龄段上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即未成年犯罪人，习惯又称为“少年犯”。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犯罪，既包括了青年，也包括了少年，年龄跨度大于未成年。如何加强对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使他们能顺利回归社会重新做人，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发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的具体体现，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情况，发现新问题，积累新经验。
笔者依据国家两院两部、省、市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文件及有关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并分析先行试点地区的做法和经验，调查了解原由公安机关监改的“五种人”中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在此启发下，对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提出粗浅认识。
一、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幅度较快，初犯率较高，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仍呈上升趋势，团伙案件增加，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我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资料来看，我区的25岁以下的矫正对象有31名，数量占矫正对象总数的18％，年龄最小的16岁，农村籍的占总数的57％，犯罪种类有盗窃、抢劫、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敲诈、聚众斗殴，判处刑罚全部为缓刑。其中，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8名。
据我区法院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被判处缓刑的人员共29人，其中，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18人，占适用缓刑人员总数的62％。判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1人，两次都是盗窃罪。据此统计，上半年，我区的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为5.56％。
据北京市朝阳区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同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时间上来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6年以下的占总数的67.5％，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二是从犯罪类型来看，初次犯罪种类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重新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所判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三是从犯罪现象来看，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单独实施犯罪行为较多，动机也不同于初次犯罪时、有的为泄私愤、有的一时冲动、有的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等动机多样的特点，而是比较单一，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从以上资料来看，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在缓刑期内容易发生重新犯罪，并且随着年龄、身体的增长，犯罪的情节也趋于严重。这些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也正是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对他们适用社区矫正，摒弃了监禁对其带来的许多弊端，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极少数人未能珍惜机会，出现令人遗憾的重新犯罪现象，这应引起我们在工作中的高度重视。
二、社区矫正中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工作要点分析
未成年人失足原因多样，各不相同，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法制观念不强等都有关系，因此，未成年矫正对象除了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外，还与他们的心理、成长环境相关而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掌握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关注矫正相关环节，便于实施分类管理和个性化教育，对提升矫正实效、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至关重要。
1、未成年矫正对象自身的特点。未成年矫正对象被判处刑罚，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受到国家刑法惩罚的罪犯。同时，他们也是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思想幼稚单纯、情绪容易波动、自控能力弱的花季青少年。因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法制观念淡薄是共性特点之一。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的甚至觉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没有考虑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虽然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但大都是肤浅和片面的。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犯罪心理和不良恶习。一些主观恶习深的未成年矫正对象，不以犯法为耻，“判刑前受气挨打，判刑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之中。同时，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能体会到受到刑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被判刑反而有了炫耀的资本，持强凌弱，善恶不分，其主观恶性根治很难，一旦遇到机会，犯罪意念疾速滋长。据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反映，这部分未成年对象极可能出现不服从管理，甚至违反规定、对抗改造的情形。因此，工作中要将其纳入重点矫正的对象，坚持重点监督与适时奖惩相结合，对不服管教、违法犯罪的，必须依法对其严惩不贷。三是不能正确认识适用社区矫正的意义。部分未成年矫正对象不懂“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犯罪了不用坐牢不用受苦，没有体会到法律的威慑力，使其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同时，由于缺少及时的心理矫正，缺乏必要的引导沟通，有的未成年矫正对象有一种被“破罐破摔”心理，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2、外部环境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影响分析.为避免被判处刑罚的青少年罪犯在监禁过程中受到教唆、传染，以适用社区矫正对其进行改造。虽然由专门的矫正机构和矫正志愿者对其实施管理、教育，但是由于放在社会上，青少年还会普遍进行交往，有的矫正对象利用监管工作间隙，沿袭从前的不良生活圈子和朋友圈子，或者受成分复杂的居住环境的影响，不良生活习惯延续，在犯罪边缘徘徊，不知不觉地重走老路，引发犯罪。如果出现下落不明、脱管、漏管的情况，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因此，由于外部环境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群体感染”情况，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发挥作用情况。在实际情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就要开除学籍，这些未成年人或者被送往工读学校，或者不愿意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拒绝入校，被推向社会，在社会闲散、游荡，很多会再次犯罪，甚至成为惯犯。另一方面，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不是过分溺爱就是不闻不问，不是窒息管束就是放任自流。家庭是改造未成年矫正对象极为重要的环节，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关注甚少，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有些家长不但发现不了教育方式的缺点，在孩子犯罪后失望和焦虑心情驱使下，反而会出现更为不当的教育形式，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帮助未成年人矫正不良思想和行为，还会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教育效果，使其再次触犯法律。
4、防止教育、监管流于形式，“谁都管但管不深”，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当前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处于多个部门管理之下，公检法司、团委、妇联、教育等多个部门都开展了与职能相关的工作，各管一段，延伸帮教，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更好的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但是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仅靠分段进行或者工作程序中顺带进行的，不是长效之策。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基本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套路方式，教育方式枯燥生硬，心理矫正没有及时跟上，矫正效果甚微。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应当避免只停留于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的教育活动，只要有利于矫正犯罪青少年，应当勇于尝试、大胆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和具体内容。
三、社区矫正工作中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教育和监管的几点思考
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强，涉及到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层面，对未成年犯实施矫正，需要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切实发挥职能部门整体协调一致的优势开展工作，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共同建立起挽救未成年矫正对象的配套体系，并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发展。
1、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能够处理好惩罚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出对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重视、关爱。惩罚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国际社会对少年犯处置的主流趋向是非刑事化、非监禁化、轻刑化。日本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问题。日本认为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处理，既要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要收到福利政策的效果。所以，日本《少年法》的规定，将所有的案件都送到家庭裁判所，并优先考虑采用口头警告、送训练学校或缓刑等措施。我国从实际出发，借鉴、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采取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并通过多种渠道、多项措施，使之得到落实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就较好的体现了教育和惩罚之间的关系，在对未成年犯矫正过程中，我们的矫正组织坚持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本原则来开展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其所犯罪行可以不处罚。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岁，这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致或较为接近。但是，惩罚本身不是目的，惩罚的目的是立足于对犯罪者的改造和挽救。在未成年矫正对象置身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按照规定参加力所能及的、每月12小时的公益劳动，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并接受矫正组织的监督考核。未成年矫正对象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可以照常学习、生活，有利于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使其恢复正常人格，早日回归社会。
2、心理矫正、思想改造是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根本。从马加爵案件就可以看出心理疏导、思想沟通的重要性，马加爵有心理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及时得到组织或个人的帮助、治疗。心理辅导、思想引导是目前对犯罪未成年人矫正的最有用的方法之一。心理矫治、思想改造过程是旧的心理定势不断消解，新的心理定势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实践中，因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世界观尚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