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哲学基础民法学论文第2页
损害。容易救助是他所指的一般救助义务中很小的一部分。海曼认为，即使在没有制定法规定的一般救助义务的情况下，法院认可狭义的救助义务(即容易救助)几乎没有困难。其次，是特殊义务，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救助义务。特殊义务包括关于特殊关系的人之间的义务。按海曼的观点，一般救助义务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即每个成员应当给予其他任何成员的援助———保护他人免受正在逼近的犯罪攻击或使他人远离能致人死亡或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这些特殊关系的共同体包括家庭关系、契约关系(以及其他合意关系)，以及像大学或工作单位这样的有限共同体。此外，特殊义务还包括因为个人处于特殊位置而产生的特殊义务。在该位置上，他可以协助国家实现保护公民安全的目标，这种特殊义务不限于紧急情况，但要求行为人事先防范危险。[12]三、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专门的不作为侵权行为的论述，然而，通过研究他所倡导的联合体理论，笔者以为，可以发现其对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支持。
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
组成联合体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自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高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解放全人类”。他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14]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5]人类追求自由的进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自由的认识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提出了科学的自由观:第一，自由表现了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第二，自由体现了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反对萨特所谓的自由选择的无限制性，认为自由是以必然性为根据的，正是由于事物有客观性可循，人的意识才有主观性。必然性实现的具体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客观必然性也就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人的意识也有了可选择的自由。由此，必然性既是自由的限度，也是自由的根据，人只有在必然性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选择才有自由，否则，不能达到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6]第三，自由体现了个人和社会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孤立的人是不存在的，人的本质并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归根结底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他的自由总要受到社会准则的影响。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17]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因而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般说来，两者是统一的，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会促进另一方的发展。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两者也会发生矛盾。社会自由有时要以牺牲某些个人的自由为代价，个人自由如果发展到离散社会的程度即超出当时社会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也会危害社会自由。可以说，在两者中，社会自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个人自由的性质、水平和范围。个人自由只有在社会自由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才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否则就是一种离散剂和离心力。[18]
在个人自由和联合体秩序的关系方面，联合体由个人组成，联合体必须为个人而存在，而个人必须遵从联合体的法律规则。从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分析，个人是自由的，但并不存在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其体现的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强调在集体中，个人才能有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强调个人自由和联合体秩序的对立统一。不能为了强调联合体秩序而牺牲个人自由，然而，给予个人太大的自由，则需以牺牲联合体内他人的安全和社会的正义为代价，也是得不偿失的。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合理范围内的作为义务，就是个人和联合体秩序对立统一的体现。一般情况下，个人有不作为的自由，但是如将该自由绝对化，会牺牲联合体内他人的安全和社会的正义。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一方面强调联合体以及其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护个人自由，两者之间的利益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则会产生冲突。为了达到两者利益的平衡，必须要科学地处理好的问题就是道德上的作为义务和法律上的作为义务的关系问题，为个人划定一个充分的自由空间。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19]
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中，需要在合理范围内，共同抵御危险，防止损害发生，需要人们采取积极的行为来保护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在认识这一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合理范围内的作为义务，是个人自由和联合体利益的对立统一协调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受害者。[20]侵权行为法中规定合理范围内的作为义务，是对自由的必要限制，会导致社会整体幸福的增加。只有这样，人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例如，在救助他人会给救助者自身或他人造成生命、重大健康危险时，制定法律要求积极地救助他人，可能牺牲的幸福和得到救助者的幸福难以计算，从而导致规定该规则是否会增加社会幸福的答案并不明朗。但是在对救助者或者他人的生命和人身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就完全不同。手边有现成的绳子或救生工具，或者是只要发出注意从空中掉下的花盆的警告，或者是只要伸手抱开铁轨上的小孩，对这些行为的要求并不会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也不会减少救助者的幸福，相反，因为救助他人得到社会的肯定，还可能增加救助者的幸福。对于被救助者来讲，生命得到挽救或者避免了身体健康的重大损害，无疑是增加了他的幸福。对于整个联合体来说，成员间的互相救助，使整个联合体内成员的安全感得到加强，无疑提升了整体的幸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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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10月版，第87页。
[2]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10月版，第10页。
[3] 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7页。
[4] [美]史蒂文·j·海曼:《民事救助义务的理论基础》，王迎春译，载张民安主编:《民商法学家》第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第188页。
[5] [美]史蒂文·j·海曼:《民事救助义务的理论基础》，王迎春译，载张民安主编:《民商法学家》第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第192页。
[6] richard a posner: epsteins’ torttheory: a critique， the journal oflegalstudies， vo.l 8，no. 3. (jun， 1979)p460.
[7]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10月版，第26、63页。
[8] 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版，第20页。
[9]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10月版，第183页。
[10]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0页。
[11] [美]史蒂文·j·海曼:《民事救助义务的理论基础》，王迎春译，载张民安主编:《民商法学家》第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第227页。
[12] [美]史蒂文·j·海曼:《民事救助义务的理论基础》，王迎春译，载张民安主编:《民商法学家》第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14] 马克思:《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16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6页。
[16] 杨春福:《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6月版，第11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4页。
[18] 严存生:《法律与自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页。
[20]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