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
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在中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特殊规律，既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使命，又是一个又一个新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前提。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
一、只有立足本国国情，才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注重社会公平，以人民群众为本，以共同富裕作为其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管有怎样的特色，也不管多么经常地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只要它具有上述的共同本质，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之，则否。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党领导人民所要长期从事的大业。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们心目中长期形成的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模式有诸多差别，在建设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虑，例如有人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由此动摇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这种疑虑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是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清晰地区分开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因为它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客观现实出发，从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出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不仅因各国国情的不同而各具特色，而且在一个国家内，也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不顾本国的国情，教条式地照搬别国的模式，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失败。因此，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在中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在各国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又处于经常变化和改革之中，那么，怎样来判断某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为此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前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社会主义要注重生产效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后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条基本原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社会主义要注重社会公平，以人民群众为本，以共同富裕作为其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管有怎样的特色，也不管多么经常地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只要它具有上述的共同本质，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之，则否。
由此，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具有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同样，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有一个过程。它受制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正确与否及其正确的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使对社会主义的主观认识正确，人们也只能在客观现实提供的可能范围内去逐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因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也会有差别。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而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就成为突出的矛盾。在那里，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自然地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侧重点放在实现共同富裕上。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鉴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针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之上，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普遍贫穷不可能直接跳跃到共同富裕，其间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发展生产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完全必要的。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途径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采取这样的大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允许贫富差距的这种扩大，又要防止富的愈来愈富、穷的越来越穷这样的两极分化。这就是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根据所在。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基本制度上有本质区别，不可混淆，但两者之间确实还有不少共同的东西。这是因为：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各个不同，但它们都以不同程度的现代生产力为基础。性质相同的社会生产力，必然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它们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例。
其次，当前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其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互相打交道，就必须制定和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
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比我们早，经验比我们多，在他们那里推行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都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但不能由此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社会制度上的本质区别。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方面有不少共同的东西，而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那么，怎样保证我国社会能正确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呢？主要有两条：
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要保证我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离不开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进行正确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共产党的执政是使政府能够始终充分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角色的保证。当然，这个党应该不断进行自身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特别是拒腐防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二是在坚定不移地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同时，保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政府赖以为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而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只有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里保持国有经济的支配地位，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当然，这种国有经济应该是有效率、有竞争力的。这就需要政企分开，发展有国有经济参加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多样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样做，不仅不削弱国有经济，而且更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上述条件并不是自然形成和凝固不变的，而是需要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去改进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在矛盾的统一和斗争中发展的。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正处于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推动建立“五个统筹”的有效体制机制；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这样，就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国情，能更好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使我国社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宏伟的、史无前例的，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坚定信念，永不懈怠，求真务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克服艰难险阻中开拓前进。这样，就一定能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来。
二、只有与时俱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不竭动力
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勇气，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经验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它在一系列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在正确应对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中胜利地向前发展。究竟是什么使它具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为这一事业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形象地比喻，哲学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头脑”。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这一精神武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用这种哲学看问题，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会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因此，他们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重视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和丰富发展，“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理论创新的历史。在俄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列宁主义；在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正是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