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第2页
中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飞跃。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正是由于坚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辟、丰富和发展，更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邓小平同志深得马克思主义之真谛。他在努力恢复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同志明确将实事求是定位为“马列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反对抽象地谈论问题，主张不搞空洞的争论；不赞成搞纯粹的逻辑演绎，或者企求从现成的本本中、固定的模式中，寻找对问题的答案；倡导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思维的求实性、开放性和新颖性，体现为一系列新概念和新思想的提出，其理论创新成果凝聚成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中前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致力于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江泽民同志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这种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还要求我们必须不断依据实践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来创新。
与时俱进的“时”，不是一种抽象的历史或时代概念，而是指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基本特征的时代。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特殊规律，既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使命，又是一个又一个新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前提。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21世纪初之际，我们又面对着怎样的时代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中国更加深刻地融入全球体系，同时，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我国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同时也处于矛盾凸现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的历史交汇点，是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社会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我们眼下所做的一切工作的基调。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比较和国际观察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只有善于科学总结经验、注重认真学习经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好、发展好。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勇气，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经验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就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把握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努力从推动中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还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创造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三、只有坚持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始终不忘初心无旁骛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由于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折腾下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广大人民群众已不堪长期贫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一系列科学论断。
为了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思路，意在打破那些传统的僵化观念，把全国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到加速发展经济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否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去否定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政策，用开放深圳等经济特区去打破传统的封闭机制，以市场经济体制去否定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这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措施，促进了中国经济20余年来的高速增长，促成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国内外人士普遍赞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的巨大魄力与非凡胆识。
在20世纪80年代，在积极推进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了关于“两个大局”的设想：当时的大局是必须实行政策聚焦，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开放与发展，希望西部同志能加以理解和支持；而到了20世纪末，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回过头来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又是东部沿海地区同志需要理解的一个大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对这后一个大局的具体落实。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大局”，是因为他已经注意到非均衡发展推进中所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在急速摆脱中国贫困与落后的大前提下，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增长，确实是当务之急。
应当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矛盾与问题，如过度关注增长速度，经济质量与社会效益不能同步；宏观经济不尽协调，大起大落时有发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源等产业瓶颈严重存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严重滞后，影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完善；区域间、城乡间差别过大，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城乡困难群体极需扶持；经济与社会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等等。这些矛盾与问题，尽管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发展中的矛盾，但如果不加以解决而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干扰与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即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今后的发展，完全是合乎时宜的。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它进一步向世人昭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不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相矛盾，而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才能真正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落到实处，也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毋庸讳言，在21世纪之初，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合乎时宜，也是因为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或者说物质基础，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运作舞台。到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亿元，社会生产力有了为世人所瞩目的增长，也确实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发展经济学中，增长与发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某些增长，如不求质量与效益的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就可能与发展背道而驰。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发展理念的科学、全面的阐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