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创新能力第2页
新政府的理念是：猫的颜色也很重要，尤其需要一只绿色的猫和一只透明的猫。绿色的猫是指注重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透明的猫是指建立诚信机制、务实政府以及有效的监督体系。姑且不论这样一种“猫的颜色”的比喻是否贴切，但这也从一个层面道出了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发展理念上的时代变化。发展理念的变化，有的是对过去理念的一种否定，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对“文革”期间“以阶段斗争为纲”的一种否定。有的是对过去理念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像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如果没有20多年的发展成果，现在讲科学发展，就没有基础。
不同的发展地区，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就我掌握的一个资料，中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4万亿美元(人口12.92亿)，位于美国(10.9万亿、人口2.91亿)、日本(4.3万亿、人口1.27亿)、德国(2.4万亿、人口0.82亿)、英国(1.8万亿、人口0.59亿)、法国(1.7万亿、人口0.6亿)、意大利(1.5万亿、人口0.57亿)之后，居全球第7位。此前，中国曾经排在第6位。不管第6位也好，第7位也好，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我们的8倍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增长8%，美国只需要增长1%左右。如果考虑人口因素，美国的人口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我们的差距更大。我们要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必须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国内不同地区的发展也是这样。内地一个市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沿海一个县的经济总量，有的内地一个县的经济总量，还不如沿海一个镇。这样大的差距，当然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提出目前的宏观调控，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温总理指出，要全面、正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像我们这样一些内陆地区，不完全是速度快了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想快快不起来，想热热不了的问题，往往国家一搞宏观调控，就调控到我们这些地方，一刀切下来，总是切的沿海的“尾”，切掉内地的“头”。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发展总是要慢一拍，同时对国家宏观政策的依赖性比较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比较大，国家一关紧信贷闸门、土地闸门，我们就感到吃紧。所以如何把这种调控当成一种机会利用好，积极地应对，对我们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总觉得，这一轮宏观调控，如果应对得好，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你到沿海地区去看，到处是工厂，土地的利用基本上到了极限，没有什么空间了。再发展，他们必然搞产业转移，这就是规律。我们必须把握规律，抓住机遇，承接“珠三角”、“长三角”和“台港澳”的产业转移。，的发展很快，gdp增速达到13.2%，居全省第二位，是十五年来最高值，这主要得益于全市上下按照实施千亿工程、建设工业的要求，坚持走工业强市之路。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工业强市、民营富民进程，牢牢把握全面发展靠经济，经济发展靠工业，工业壮大靠民营、靠招商，民营和招商靠环境这一发展主线，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发展质量。
不同的发展领域，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近些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很快，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实施了一种经营的理念，把城市当作一个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广泛地引进市场机制，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各种要素，包括土地、公共资源以及其它无形资产。尽管对经营城市在学术界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年来，政府的财政没有直接拿多少钱，但城市变大了、变高了、变美了，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像我们近年来相继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今年又获得“中国魅力城市”称号，老百姓还是满意的。“三农”问题，也是上上下下很关注的问题。以来，中央、省里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取消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粮食直补等等，农民群众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从根本上来看，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要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只有农民的数量减少了，农民才能够更加富裕；只有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了，农村经济才会更加强壮。但是，城市化、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我们这样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地区，实践起来更不容易。解决“三农”问题，长远来看要朝这个方向逐步去努力。现阶段，还要在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上作文章，尽可能多的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生产环节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抓加工、抓流通，通过抓加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通过抓流通，让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卖出去，卖得好价钱。在搞活流通上，靠一家一户不行，必须建立协会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我认为，“一家一户小生产，千家万户大流通”，是适合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思考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线索。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组织这方面的工作，效果也比较好。
2、创新经济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用经济政策促进发展，推进工作，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党委、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的运用上也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说以“置换产权、置换身份”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4月在我市全面推开，这在当时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理论和政策还没有正式出台的情况下，是比较超前的。我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制定了80多个具体政策规定，包括改革成本的筹措、职工的经济补偿、企业资产的处置、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离退休职工的社保医保，等等。经过4年多的努力，目前已基本完成，共涉及300多家企业，近20万职工的改革，总的来看进展比较平稳。经过改革，绝大部分企业产权重组，恢复了生机，企业增加了效益，社会增加了就业，职工增加了工资，政府增加了税收。更为重要、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通过这一场改革，企业转变了机制，职工转变了观念，政府转变了职能。在招商引资上，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政策措施来推动。前几年，我们出台了“三全一奖”的优惠政策，就是凡是进入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企业，土地全送、规费地方部分全免、所得税地方部分全返，按投资额的1%由政府奖励引资有功人员。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很有吸引力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发展中的地区搞了这样一些政策，人家发达地区、发达国家也是搞这样的政策。我今年到欧洲去招商的时候，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市，就是工业革命初期，“羊吃人”圈地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那个城市，他们的城市也有鼓励招商、税收返回的政策，因为招了商，就会增加就业，就会减少失业的救济，对财政是有利的。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我个人认为，在全额免征农业税的基础上，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推行“五个一”的政策，即减少一块税收，减少针对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各项税收；放开一块政策，放开土地流转政策；挂上一块欠帐，对农村基金会欠款实行挂帐；取消一块基金，取消粮食风险基金，减轻粮食主产区的不合理负担；增加一块投入，国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道路和水利建设的投入。使整个农村经济轻装上阵，让广大农民阔步奔小康。
3、创新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搞得好，对经济发展是一种促进；搞得不好，对经济发展是一种束缚。过去，群众曾经评论“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在管理过程中，权力寻租的问题确实存在，“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行为复杂化”的弊端确实存在。有关专家统计，过去中央和地方五级政府一共管了48000件审批项目，其中中央政府有30000件左右。而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审批事项一般在3000件左右。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政府行政管理面临着重大的变革。从地方政府来说，创新行政管理的一个标志性工程就是建设政务服务中心，把凡是面向投资者、面向企业、面向群众，有审批职能的部门集中起来，在政务服务大厅统一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把政务中心建设成为真正的办事中心、服务中心、便民中心。现在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了80多个部门，近500件审批事项。政务中心的设立实质上是对部门现有权力的一种调整和规范。看起来，执法的、审批的还是原来那些部门，但是他们的自由裁量权降低了，透明度提高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更小了，增强了监督，提高了效率。当然，在政务中心的管理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审批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内部的各个环节，集中办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两头跑”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甚至法规与法规之间，扯皮的问题、权责不清的问题，还大量存在，造成了有利可图的都来管、无利可图的都不管的现象。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政务大厅是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一个有效载体，今后必须围绕群众的要求，来充实和强化政务大厅的内容，不能因为方方面面的意见而左右建设政务服务中心的决策，部门越是反响强烈，可能越说明大厅运行对基层是有利的，对提高行政效率是有好处的。另外，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能，还有一个组织结构创新的问题。就当前来看，地方政府在组织结构上仍然面临机构怎么设、职能怎么定、人员怎么减的问题。其中职能的界定更为关键，决定着机构和人员的调整。在职能的调整中，关键是要做好放权的工作。应尽可能将一些具体职能下放到市县一级政府；地方政府要向中介组织放权，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和完善社会综合服务体系，把那些长期由政府包揽下来，做不好、做不了的职能放给社会中介组织；政府部门要向企业和公众放权，凡是企业能自主决定的事，就不由部门来审批，凡是群众能自治的，就交给群众自治，提高社会的自我服务和管理水平。
4、创新公共服务
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老百姓在抱怨政府管得太多的同时，又时刻期望一个好政府的存在，每当社会出现某种无序现象，人们便将目光投向政府，期望政府能解决所有问题。老百姓期望的好政府，实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经济职能比较强，公共服务职能比较弱。通过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这条腿长长了，但社会这条腿还比较短。政府在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欠了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