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行为与心态初探第4页
大量精力研究新政策。第二，税种太多、太复杂，应该统一规范。访谈中反映的主要是按企业户数征收的诸多税种，该类税种是税收优化所不提倡的，因为这使不同收入的企业却要交一样的税，而且它们具有不确定性、不可豁免性和地方性，不得不以附带某特殊条件(比如不能进行工商年检)存在，小型企业对此最反感。
第三，过分注重营业税，而不是所得税。这一点在房地产开发行业反映最强烈，其观点是企业还没有赚钱，政府就收税，觉得不合理。
私营企业以赢利为道德标准，会有错误的观点，但是上述观点也反映了当前税种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2.征管不当
税务机关征管不当的表现有五点。
第一，税收效率低，造成企业的偷逃税的情况相当普遍，企业间有一句通话“税务局要真的查，谁都死”，这就造成搞好与税务专管员的关系成了企业生存的基础，同样的，当偷逃税成为普遍现象时，谁不偷逃税，谁也无法生存，这就变成了另一句通话“完全按政策做，谁都没得做”。很显然，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已经成为市场的道德基础。
第二，征管方法不利于企业发展。出口型企业对预缴增值税的方式意见很大。现在的方式是先预缴，不能退，只能以后抵扣。这种做法压死了企业的资金，同时，预缴的数量也是和企业与专管员的关系有关。
第三，管理行为不合情理。税务部门常常以罚代管，对特别个案缺乏斟情处理的程序。调研中提供的有这样一个案例：某私营企业发货并开出增值税发票，货物被对方提走后却收不到货款，实际上货物已被骗。由于企业首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内部自己做帐冲销，在税务检查中，该企业接到罚款通知，原因就是没有通过税局进行冲销。另一个案例是“善意虚开增值税发票”：某私营企业一直守法经营，突然接到税务部门的罚款通知。原来该企业一批进货的增值税发票是由汕头某企业开的，汕头的企业由于有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已被查处，虽然企业的所有手续都合法(该发票并非虚开)，仍必须交纳这笔很大的罚款(发票额的数倍)。我们在这里也提出疑问：税务部门认定的究竟是什么事实，税务部门的职能还是不是要保证企业依法纳税？
第四，部门利益挂帅。有一件很出名的个案，某私营企业通过自身发展不断壮大，企业出了名，税务部门就找上了门，在同一年内，区、市、省税务局先后来做税务检查(均未查出问题)，不但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营业，而且也是极大的损害了政府信用，在私营企业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所以部分企业家形成了一种观念：做大了要么就出国(资金转移)，要么寻找政治保护伞。如前面提及的私营股份制企业业主，他当上省政协委员后，税务部门就再没有找他的麻烦。
第五，没有根据新情况及时制定新政策。比如前面中提到的“善意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例，在国务院下发了一个处理通知后被查出的同类企业就只需要补缴票额比例的增值税，之前被处罚的企业就交了一大笔冤枉钱。调研中还发现了一个困扰私营企业的新问题：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少私营企业曾经或至今仍戴着红帽子(挂靠在集体或国营企业下面)。现在这类企业要脱钩，恢复私营企业的本来面貌，这是中央和地方都非常支持和给予鼓励的。但是现在广州很多这样的企业在广州的国土房管部门卡住了，因为国土房管部门要求脱钩前后的新旧企业的房产所有权转移必须缴交相应股权比例的交易税。很多企业几乎都要交足100%。这笔钱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很多要脱钩的企业已经将进程停下来观望，盼望市政府能够出台有关政策帮助企业。
3.内外不公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投资环境较差，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各种优惠措施，在税收部分的表现主要是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这使国内的私营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对外商普遍实行税收优惠也导致各种假合资、假外资企业的产生。有的企业主把资金非法转移出境并取得外籍后再把国内的企业重新注册为外资或合资企业，或与外国企业串通搞假合资，使资金转移出境成为合法行为。接受调查问卷的企业主中有10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投资，其中有6人承认出国投资的目的就是要回国利用优惠政策。
4.不合理扣两次所得税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必然朝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公司发展，但是现有的税制只对私人公司和合伙公司征收一次的所得税。对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制公司的企业主来说，两次所得税后，所剩无几。按照现在企业利润征收33%所得税，10万以上的收入征收45%的个人所得税计算，假设一家私营企业业主占有90%的股份，企业年利润达到100万，该企业的总所得税可能超过55万。这就扭曲了大股东按正常途径分配利润的意愿，也扭曲了通过股份制募集资源和挽留核心员工的愿望(不含已上市的股份制公司)。接受调查的私营主，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股权超过50%)仍高达76%，其中占有企业股权超过90%的达到40-45%。一方面，这些企业主不得不以企业名义购买固定资产和消费品，出现了“私车公购”、“私房公购”等现象，导致实际所得税降低，同时使家族式控制的需求更强烈。另一方面，也更进一步促使企业普遍通过现金交易、多头帐户、购买发票冲帐逃税。
以上四点的前两个方面有政府和税收部门的实际考虑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建立尚需时日，所以税收优化的基础还未建立，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税务部门的提留做法造成的部门利益与部门行为挂钩。后两个方面就是税制的不合理，只能通过由上而下税制改革才可能改变。随着汇率并轨、价格放开、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靠拢，外商的投资环境已大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国民待遇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国民待遇原则被提了出来，这既是一国主权的要求和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的外商投资政策步入成熟的标志。对于两次所得税的征收，我们赞成采用国际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归集抵免制，这将有效解决因股份制经济不断壮大而带来的经济性双重征税问题。
本次研究中我们也注意研究了企业的一些偷逃税行为，我们发现现在的纳税人的避税意识不断增强，摸熟了税制的漏洞，使用各种方法和途径逃避税。企业逃税，最首要的就是隐瞒营业额，几乎100%的企业都不会告诉外人真实的营业额，只有企业的核心人物才掌握。这是现金交易导致的帐外帐的必然结果。不开发票或少开发票的现象很普遍，购货合同上通常也会标明含税价和不含税价。这也为走私滋生了温床，例如某些电子产品的含税加批文价比不含税价高了接近100%。另一种类型就是搞增值额体外循环。增值税的税基是增值额，尽管《增值税条例》上详细规定了确定增值额的种种方法，但是许多企业采取直销、分销、代销、折让的方式，或通过返利、分利、补贴的办法，有意降低售价，提高进价，把增值额搞到体外。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范围的多样化；各种跨地区跨行业经营行为；关联企业内部定价；多头银行帐户设置和多头财务核算等。其他的还有利用赠予缺位逃避将要实施的遗产税，假外资避税，逃避关税等。其实只要存在现金交易就必然存在偷逃税问题。
通过分析以上的现象，我们对广州的税收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首先有一个为企业服务，保证企业和企业家依法纳税的大原则，然后再细分为四条：
1、能否在税务部门设置能为小型企业提供全套的纳税服务的机构。
2、承认和尊重历史，取消阻碍企业发展的政策。
3、在现行的国家税收制度的基础上，能否有所超前，例如对在企业中持有一定比例股权的大股东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给予部分返还等。
4、取消税务部门的提成制，避免部门利益主导部门行为。
四、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工作的探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边探索边前进的过程，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的这股正在成长和变化的社会力量，应该如何判断也是一个暂时无法定性的问题。但是这股社会力量的成长速度之快，驱使我们要有预见性的开展工作。下面我们尝试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的现状，工作的思路和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的现状
1、爱国敬业是主流
广州的私营企业家绝大部分都经历了两个时期的转换，因此对党的开放政策有非常强烈的感情，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很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保持社会的稳定是企业发展的基本保证，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所以很多企业家对“两思”教育、“三个代表”教育等政治教育活动都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还有一些企业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把对社会的奉献作为自己事业成功后的新的追求。例如天河东园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永东，他为了支持市政建设，企业的直接损失几千万，但是他毫无怨言。
广州的私营企业家更有一种传统的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他们对公益事业可谓不遗余力，特别是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加快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富强。他们对霸权主义非常仇视，去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发生后，一些私营企业家自发的组织员工抗议、声讨，共同谴责暴行。
从谋生计、满足温饱，到寻求富足的生活，广州的私营业主的创业和经营心态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今天，我们欣喜的发现，有一部分私营企业家已经或逐步向发挥个人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三阶段转变。他们把经营企业看作事业追求，通过企业把自己的技长和经验放大奉献给社会，通过企业的成功实现个人的成功，通过对社会的贡献追求个人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2、实力增强，要求提高政治地位
伴随企业实力和整个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壮大，出于维护本身权益和企业发展的需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必然希望通过国家机器表达他们的意愿。
企业做大了，可以调用的资源更多，企业家的能量也更大了。可以经常看到有的企业能够轻易的动用传媒为他们服务，他们能够请到很高级别的领导人为项目剪彩或者出席宣传性的公开活动，可以直接找到关键的政府官员解决实际问题，甚至能够操控官司的结果。
一些私营企业家向我们表白，企业做大了，希望有一个可以让自己说话的地方。这种要求起码有两层含义，第一，说话的地方或者组织能够代表他的一定利益；第二，在这个地方说的话是有分量的，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