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到现在，流动儿童即第二代移民问题已经浮出水面。90年代初中期，有的调查已经涉及到“浙江村”里的幼儿园，有些南方报刊也有关于深圳郊区的“铁皮房”识字班的报道。但是，那时的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这些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人员的特别重视，也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中，突出而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毫无疑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著名的流动儿童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个社会问题的象征。国内多家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若干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等也有长篇报道。可以说，对于这个学校的最初报道，启动了大众传媒对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关注。循此线索我们联想到在北京肯定还有一些这样的学校，于是便有了后来课题组关于这1百多所学校的寻访调查和组织的一系列援助活动。近两年，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日益引起广泛重视，吸引的国内外研究人员越来越多，介入援助活动的海内外慈善机构也越来越多。当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方面重视的时候，问题的解决也就越来越临近了。我们由此而感到振奋。
在研究者来说，流动儿童问题是现实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新课题。90年代后期以来，流动农民中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儿童问题的突出使得流动从根本上超越了“劳动力流动”的意义：儿童是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相对于流动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一个派生的部分，但是，这个群体有着一种独特的成长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更深远的社会变迁意义。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使他们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安于现存的城乡体制，也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憧憬与的冲动，而他们在城市里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将决定他们努力的方向。儿童问题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或者说，在儿童面前，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面前，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流动儿童问题，不仅呼唤义务教育体制调整，而且呼唤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课题组于1999年对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调查，总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6月，课题组在北京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区——丰台、海淀、朝阳抽样调查了619名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了解其子女教育问题。在大部分时间，课题组组织了一系列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和其它援助活动。本研究报告主要依据以上调查和援助活动。
一流动儿童的生存和受教育状况
在北京的居民区、到处可见农民开的卖菜的摊子，卖菜的大人的身后，经常可以看见有5、6个3-5岁的儿童；他们是中国的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在目前尚未消除的城乡壁垒下，他们有的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也有相当一部分就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伴随着中国的民工潮，他们出生成长，并面临着充满变化的未来，户籍制度及由此而来的身份差别、城市繁荣的诱惑与拒斥，在他们眼里是如何反映的，在他们的心灵里留下了什么？她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受教育的情况到底如何?这些问题，是本报告试图回答的。
1北京流动人口子女群体规模
北京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地位，导致城市服务业的不发达，所以北京的流动农民的进入是独特的，比较典型的有浙江村那样的产业-社区型进入，即把家乡的一种成熟的小工业生产体系平移到北京，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另外一种是城市服务功能补偿型的进入，在北京人不爱从事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餐饮业、日常菜品供应业、零售业，农民迅速进入并且填充了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这两种进入方式在流动形态上有别于珠江三角洲由于工业化对农村廉价劳动力大量需求所产生的农民流动，也有别于另一种规模较大的进入方式：建制式流入—如建筑工人、保安人员等。产业社区型流动和城市功能补偿型的流动在流动形态上的突出特征是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比例比较大，因此北京的流动儿童问题也就特别的突出。根据课题组在6月针对有学龄子女的打工者所做的调查，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共有903个子女。性别构成中男女比例为1.41:1。在北京出生的占11.4%。在老家出生的占88.0%。现在在北京的比例为31.7%，(其中家乡出生，带到北京来的比例为20%左右)，打工者的子女大多数仍然在家乡。初步估计北京的流动儿童群体总数在15万人左右。其中学龄的儿童大约有10万人左右。如果以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为二代移民的定义，这一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10%左右，如果不论出生地，以现在在城市计，则二代移民群体占打工子女总数的30%。考虑只有真正的在城市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才可以称作二代移民。由于缺少长期跟踪监测的过程，二代移民仍然是一个很难界定的群体。
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上海，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外来人口已达387.11万人，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有305.74万人，以家庭形式在沪居住的占总量的61.8％。这里面也一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对于流动儿童的研究，最受瞩目的首先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受教育问题，其次是作为一个城市的边缘群体与城市的融合问题。
2流动儿童的内心世界
对于流动儿童—边缘人的第二代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心理轨迹的变迁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代人价值系统、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不同于上一代,在这里存在着两种观点：
其一，第二代和第一代相比，可能会趋于激进，并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冲突，其二，与主流社会成功融合。（据秦晖先生、蒋达勇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两种情况都还是基于异域理论基础上的一些探讨。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群体边界和主导心态尚不明朗。
在课题组1999年的打工子弟学校调查中，我们翻阅并收集了大量学生作文。在这些作文中，孩子们写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生活的认识。他们对家庭、对父母、对流动生活、对社会、对自己、对学习、对打工子弟学校等等的态度和认识，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灵世界，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他们的精神面貌。我们把这些作文分类整理，记录在下面：
(1)孩子与父母。农村流动人口是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是“户籍”农民，却又是“编外”市民。他们的孩子也是不同于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一群，虽然他们在户籍上仍是农村人口，但他们比纯粹的农村儿童更多的经历了“城市生活”，而他们的城市生活又绝不相同于纯粹的城市孩子。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他们比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经历得更多，也更早熟。通过他们笔下的家庭生活，可以更近距离地看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生活原貌。家庭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普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贫穷和父母的辛劳。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爸爸妈妈都是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累得他们还没40岁，就满脸皱纹，皮肤黑黝黝的，看着像50多岁。我们生活得虽然是苦了点，但是生活得特别幸福。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肉包水饺，妈妈就买了点油条包水饺，没有钱买月饼，爸爸就用给他买鞋的钱买了点苹果给我们吃。虽然我们没有吃到肉水饺，没有吃到月饼，但是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
也许越是在这样的家庭，孩子越认识到生活的不易，因而也越能够培养起对父母的感激家庭的责任感。在孩子的作文中，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话，“我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要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报答他们”，“我想，我长大了，要赚很多钱养爸爸和妈妈”，“我家是卖菜的，虽然很贫穷，但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
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烧饼，送完了烧饼就要做，手不停脚不住。每当我爸爸妈妈做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真想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想说了，我想把这句话一直留在心里。爸爸妈妈，你们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长大了一定要把你们的养育之恩一点不漏地报答你们。
(2)孩子与学校。
相对于其它社会群体，流动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流动生活便也反映在孩子的思想中，孩子们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爸爸为了赚钱才来北京的”，“由于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收入太低，总共不到200元，便来到北京打工，我也被迫转学，来到了这个特殊的学校。”家庭的流动使这些孩子的教育过程也具有了流动性，而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在教育上做更多的选择，许多孩子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缀学经历，而至今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徘徊在城市的校门之外，从下面这篇作文片段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孩子曲折的就学过程：
“……我姑姑在北京，后来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难，后来就卖盒饭、卖水果、烙大饼。父母整完了他们的事，又为我的事操心，因为我在北京不上学，找不着学校，北京的学校学费太贵了，差不多得二、三万。后来我们听人说有一个打工子弟小学，我们就到学校去跟校长说，校长不同意，我妈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学。……过了一个学期，该上六年级了，我又来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小学跟校长说，后来校长说考试能考上就能念，最后我考上了就在这念书了。我妈妈和爸爸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好好学习。”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学习的机会是得来不易的，他们的天然受教育权利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取决于社会能不能允许和提供给他们机会。
(3)孩子与社会。
流动农民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缺乏规则，也没有稳定感，对成人来说这种生活就是忍耐和拼搏。而孩子们首先要摆脱的是被歧视感和漂泊感，他们的人生观中有着极强的个人奋斗色彩。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和认识不同于那些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们，在他们这里，粉饰的太平黯然失色。处于这种生存环境中的孩子，自小就形成了对社会的独特体认，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公平。”有的孩子甚至说：“我恨我们那里的领导。”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批判认识直接出自于他们所实际感受的社会生活，这比任何宣传教育都更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头脑，在这些孩子的作文中，经常会看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