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第4页
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2)办学者的文化程度。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大专文化的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文盲，有2人。另外，21人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详细情况参见下表。可以看出，办学者整体的文化程度不高，大专学历者只占14%。而且，不愿透露其文化程度的21人，其学历也不会高。其中竟然有文盲也在办学，去给别人扫盲，也堪称奇谈。
(3)办学者的教学经历。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基本上是****、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天下。在114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在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括42名****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30人是半路出家来办学，另有5人则拒绝透露。
在无从教经历者，有4人虽没有在正规学校的教师经历，但在别的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单干。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他们所办学校的质量可想而知。这些半路出家的办学者是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的。例如，固始的冯校长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先在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等等。
结束语：
打工子弟学校是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义务教育的边缘化。它的产生反映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表明这种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人口大流动的社会格局，在面对新问题时无能为力。因为，体制之外的事物的滋生乃是体制本身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结果，在体制本身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人们才诉诸于体制之外。正因为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把流动儿童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的校门之外，打工子弟学校才得以产生发展，并且成为解决流动儿童就学的重要渠道。从这种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体制不合理的基础上的。在我们为这一自发的流动人口的创造性产物赞叹的同时,民工子弟学校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1)外部环境恶劣。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和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机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获得合法的办学手续,事实上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关起门来办学，学校之间很少交流，由于体制壁垒，各个学校和北京市的教育部门也很少交流。
(2)民工子弟学校都属于私人办学；招收的都是民工子弟,办学者文化程度不高，其利益趋向部分的影响了一个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学校的教学设施极度缺乏,办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学环境恶劣，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更缺乏图书馆等教学文化设施。
(3)入学儿童的贫困状况严重，学校主要靠较低的学费来吸引由于门槛过高而被北京市的学校排除在外的流动人口子女,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处于底层,普遍存在贫困的学生儿童。
总之，打工子弟学校给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哪怕是受低层次的教育也比不受教育强。这是它存在的合理方面；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由于国家对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任何监督和规范，在这些学校里就学的流动儿童的教育成长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操作之下，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种状况是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所以，打工子弟学校并不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长远之计。对这些孩子来说，每耽误一年都会给他们的未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国家应尽快采取切实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及其出路
基础教育的边缘化
打工子女教育问题暴露出中国人口地域流动──主要是农村人口城乡流动中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以下三个基本的客观因素：
第一，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第二，城乡户籍壁垒的存在，造成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利；第三，农村流动人口恶劣的经济状况，使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受教育所额外增加的费用。流动儿童基础教育的边缘化：流动儿童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自发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而市场化的教育提供和有效需求(支付能力)都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造成流动儿童教育权利的缺失。现在的打工子女受教育现状完整的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则。
政策建议之一：制度层面——更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创新〖ht5”ss〗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基础教育由县、乡负责。这就明确规定了适龄儿童少年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当地政府也只对本地学龄儿童少年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负责，没有义务也不会去管外来童的“普九”。由此看来，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是同陈旧的户口制度相适应的，是以城乡分割、区域封闭为基本特征的。这种教育和社会体制使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完全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且是暂时的劳动力，用完即被打发回老家，根本不被当作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他们在城市里的种种社会性需求都被无意甚至有意地忽视。随着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增强，外来劳动力子女的出生或者随迁是一种必然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现象。因为城市学校的高额收费使多数家庭不堪负担，于是，家长不得已而诉诸于非体制行为。这种情况说明，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城乡关系在改革中急剧变化、人口城市化过程加快的社会现实。这种状况不改变，势必使城乡关系更为紧张，使城乡差别凝固化，更严重的是会使流动农民及其后代，这一极具活力的群体，感觉到城市和现代化对他们的排拒和不公，他们对改革，乃至对政府的认同会削弱。因而，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应仅仅立足于城市的利益，而应更应关照处于弱势的流动农民的利益。只有不断地把他们纳入城市，中国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和精神化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
政策建议之二：扩大供给——对两种学校的改革
1．大幅度减少乃至取消公立学校的所谓“赞助费”，使公立学校成为吸收打工者子女的主要渠道。
公立学校应该成为吸收流动儿童就学的主渠道。现在的北京公立小学由于本市生源减少，教育设施和老师皆有过剩闲置情况。但是，公立学校的高额赞助费对流动人口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而其收费并没有国家规定，实际上是公立学校以公共产品为自己“创收”的手段。不取消这道门槛，只会把流动儿童逼到打工子弟学校，造成一边是优越的教育资源被闲置，一边是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校舍被挤破了门的矛盾现实。取消这道门槛，既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又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损害的是某些教育部门的私利而已。并且，取消了赞助费，流动人口自然就会选择公立学校。应该从政策上鼓励多办简易的、基础的学校，使“教育”这种公共产品更适合中国国情，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购买和享受到。扭转目前社会上过份热衷的专为富人服务的所谓“贵族学校”、“豪华学校”的状况。日前，北京市宣武区第一次将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纳入公办学校招生计划，指定鸿联小学和广安中学分别招收40名和80名外来人员子女入学，不收赞助费并且与北京本地学生混合编班。借读费为小学生每人每学期600元，中学生1000元。同时每月人均收入低于340元的家庭，如果初具所在单位或者居委会的证明，可以给与子女学费减免。当然，以上都需要家长三证齐全。而石景山区在此前已设立两所公办学校专门招收外来人员子女。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2．规范打工子弟学校。
国家教育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台了关于流动儿童就学的暂行办法，但对现实影响并不大。在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方面，地方政府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管不问，让打工子弟学校放任自流；要么统统取缔，不留活口。在北京，大部分区县采取的是前一种方式；个别区县（如丰台区）则是后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前一种方式使得打工子弟学校缺少规范管理，由私人随意操作，耽误的是大批孩子；而后一种方式危害更大，因为在不解决公立学校的赞助费问题、不开放体制渠道的情况下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等于是把那些孩子推向失学。在打工子弟学校问题上：
首先应该明确承认打工子弟小学存在的合法性，给其留出制度化发展的空间，允许不同教育方式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一味的以治安为名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打压。对办学条件好、生员丰富的学校，应予以扶持和指导，鼓励他们的发展。
其次具体到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应该是：建立公正的教育标准，责任计量以及教育监督，采取更为灵活和符合实际的措施。具体说来，应采取以下几条措施：第一、出台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标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个标准可以稍低于公立学校的标准。但在硬件设施上必须建立起明确的标准，也应稍低于公立学校的水平。第二、对办学者和教师的素质要加以控制。对办学者应有明确的资历限制和考核标准，要求教师应有定期考核制度。对那些办学者和教师达不到要求的学校，都应取缔。第三、对达到标准的学校的教学活动，教育部门应进行定期的指导和监督，而不能放任自流。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学校改善。对不服从督导的学校，应予以取缔。
政策建议之三：开展力所能及的社会救助活动，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速度是远远超出研究人员对它的认知，几年来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的发现和跟进性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援助活动（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培训活动、打工子弟小学图书馆的建设、贫困儿童的资助），大学生社团的对打工子弟学校支教的积极参与（北师大农民之子协会等大学生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