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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调查报告

调研报告范文 发布时间:2010/10/24

弱势群体调查报告

弱势群体调查报告

“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短短14个字,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弱势群体”这一社会色彩很浓的概念,它表明弱势群体问题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要对弱势群体给予援助,首先得弄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而这种目的达到可以借助的手段很多,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让弱势群体自己来诉说自己的经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同时受长春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在长春市朝阳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与真诚合作下,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田毅鹏、漆思老师带领社会工作专业38名学生,对长春市重庆、南湖、湖西、清河四个街道所辖社区100多户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进行了入户访谈调查。其中主要包括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残疾人和农民工四种类型,这同国家政府部门对弱势群体所包括范围的界定基本一致。以此样本来评估、推断长春市的弱势群体的基本情况,调研报告包括专题论述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残疾人和农民工四种弱势群体的四个分报告和一个总报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及相应的政策应对已经成为影响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大因素之一。现将本次调查结果报告如下,希望有利于触动全社会对这一严峻问题的思考,从而对政府决策提供社会调研的依据。

分报告一:长春市下岗弱势群体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此次调查所整理出的访谈记录对长春市下岗职工的情况进行初步分析,以便为正确处理下岗职工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一、调查结果描述与分析

本次调查访谈了33名下岗职工,现将他们的情况描述如下,以便之后的具体深入分析。

(一)自然状况:

33名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1.45岁,其中25名的年龄在36—50之间。这同既有的有关下岗职工调查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即下岗职工以中年职工居多。他们多出身于工人家庭。就家庭结构而言,8户为主干家庭,3户为单亲家庭。33名下岗职工的平均家庭人口为3.61人。在所有33个家庭户中,双下岗职工有23户,家庭成员有严重病症的有10户。另外,他们的学历层次均较低,除了个别受访者有高中及以上文凭者,其余学历均低于高中。这同全国各地下岗职工群体文化层次偏低的调查结果也是相一致的。

(二)职业状况

下岗之前,大多数职工职业经历单一,仅从事过一种职业或一份工作,而且多为一线工人,没有专业技能和专门技术。不过,其中两个特例,下岗前他们从事过多种职业,拥有较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可能同他们学历层次较高有关(一个拥有大专文凭,另一个为大学毕业且是工程师)。

下岗之后,实现再就业者并不多,只有11人,其中2人在街道办事处任居委会主任;另外9人均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是经营小食杂店,或者是开办小修理铺,至多经营商场的小摊点或贩运蔬菜和水果。半就业者有11人,多为做临时工或打零工。下岗至今未曾有任何形式就业(就业或半就业)的达到11人之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他们文化水平偏低,没有或缺乏专业技术和技能有关。另外,他们中的所有都未曾有过再就业培训,这可能也影响着他们成功地再就业。

(三)家庭经济状况

收入方面,收入来源单一且数额较少,相当多的家庭靠做临时工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来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个别家庭甚至仅靠原有的数量不多的存款来维持生计,尽管也有不少家庭从事个体经营,可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加上各种税费较高,而且又是小本经营,因而他们能获得的收入也甚微。总体看来,下岗职工家庭收入结构单一,收入数量小且稳定性低。

支出方面,在33名访谈对象中,基本都有支出包括:基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有的家庭还得缴纳房租,部分还有市场经营方面的税费。而且,通过访谈记录可以看到:33户家庭中,12户的教育费支出达到了每年1000元及以上,有的家庭因为有孩子上大学,教育费支出甚至高达8000元;5户家庭因家庭成员身患重病而致使家庭医疗费支出突破千元甚至万元大关!对于受伤的33户家庭而言,尽管他们的恩格斯尔系数大多都在50%以上,但是他们真正的支出危机在于一次性支付子女教育费和家庭成员医疗费方面。

收入和支出联系起来后,能维持收支平衡的下岗职工家庭比较少,能维持的也只是勉强维持,穷于应付而已,这还要在家庭无大事件(如子女升学、家庭成员患重病或其他)发生的条件下才能预期。受访者中,多数家庭(27户)出现靠亲友资助或借债维持家庭支出的现象。

由此可以看到,下岗的发生同生活水平下降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收入结构单一,经济来源没有保障;而另一面,支出结构却是多样化的,还不是一次性巨额支出,下岗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四)享受社会保障情况

接受访谈的33名下岗职工中,下岗前部分职工还能预期享受医疗、养老保障,因为单位在为他们缴纳保险费,自己有工资也能支付起保险统筹。可是随着下岗的发生,同原单位联系的中断,原所在单位或者不再或者因各种原因而没能力为职工缴纳保险统筹,对于失业保险,访谈对象大多数表示不知道,更不用说享受,尽管他们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由此看来,他们基本上不享受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个别下岗职工可能自己买了养老保险。职工下岗后,原所在单位基本上不过问职工生活保障方面的事情,能给下岗职工生活资助的也不多见。在访谈中,只有2名下岗职工提到还能从原单位领取补助,但这种现象没有普遍性。尽管下岗职工未享受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也未能从单位获取任何保障,但是,他们都普遍已经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33户家庭,有2/3的家庭或早或晚已经领取了低保,纳入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

综合来看,在社会保障方面,下岗职工的主要保障渠道是政府,单位和社区能提供保障的只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数量小且未制度化。对于至今仍未纳入低保范围的下岗职工而言,可能生活保障预期会很低,将处于高度的生活风险和社会风险中。

(五)社会心理走势:

1、利益损失感强烈,对改革产生消极看法。

“改革开放只是富了一部分人,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如下岗职工,日益恶化,我自己目前就只能维持温饱。”(仲姓个案,女,44岁,91年从二道区粮食部门下岗。)

“假如不改革就没有下岗,人人都能维持基本生存,但是,改革却使一部分人陷入贫困”,(宋姓个案,男,37岁,92年因企业效益差不得已而下岗。)

“……为什么公务员的工资一涨再涨,而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都不能维持,企业破产了,欠银行一大笔贷款,但是,领导却个个都发了、紫了……”(高姓个案,男,46岁,97年从水利机械厂下岗。)

“……市场经济改革形势不好,带来太多的不良影响,引起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影响社会稳定,可能会导致社会暴动……”(吴姓个案,男,45岁,1995年从133厂下岗。)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转型,改革已经难以使所有人普遍受益了,下岗职工被甩出体制内保障之后,加入了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行列。与以前的境遇相比,现今的处境无疑让他们产生重要的利益剥夺感。由此引发开来,他们自然把利益受损的责任归于改革。在今昔对比中,对改革的消极看法便产生了,改革在他们眼中成了诸多消极社会现象(如贪富分化、下岗失业、人际关系紧张,甚至个人生存困难)的罪魁祸首。

2、强烈的增收欲望与严峻的就业压力相冲突加重心理挫折感。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挣点钱,我家姑娘今年考入了吉林医学专科学校的护理专业,每年要缴4000多元的学费,这笔钱靠亲戚资助大部分,而我自己出了小部分,直觉得自己很没用。但是吧,尽管我尽力想找活干,不管干什么都行,可是,现在有多难啊……”(刘姓个案,女,45岁,1996年的从朝阳区一家建筑公司下岗)

接受访谈的33人中,相当部分都有数目较大的一次性支出,他们有强烈的增收欲望和想法,总是在想方设法找份工作,那怕是打零工、做钟点工都可以。可是,现在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一个工作岗位有很多人在应聘,加上这些下岗职工自身条件不是很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就业压力自然很大,一方面想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却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其结果只会是加重下岗职工的心理挫折感、失败感。从上述刘姓个案的言谈中所使用的字眼,不难感受到这一点,随着下岗时间的延长,要是一直不能成功再就业,下岗职工的挫折感完全有可能日益加重,严重的可能朝反社会情绪方向发展,甚至会发过激行为。

3、对政府既心存依赖,又不信任,甚至是丧失信心。

受访对象中的相当部分人,认为自己没有技术、年龄偏大,靠自身努力实现再就业比较困难,因而指望政府能给自己提供就业机会。这显然是自身因无能和无助而引发的“等靠要”的行为取向和主观诉求。

“……出身于农村,文化水平低,年龄又偏大,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而且目前经济形势不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作……没有文化,没能力,摆脱困境只能靠政府指条活路了,自己是没法解决的……”(董姓个案,女,38岁,1998从玻璃纤维厂下岗)

有部分受访对象直接指责某些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对政府有关政策等也透露出不理解、不信任的心态,有人甚至称国家为“狼的国家”,称社会为“狼的社会”,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狼与狼的关系”!

对政府既依赖又不信赖甚至丧失信心的矛盾心理同时并存于一些下岗职工的身上。

“……我一直尽心尽责,努力工作,但是微薄的收入使我没有了信心,政府根本没人管下岗职工的死活,对政府我也丧失了信心,……目前生活过得挺难的,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们下岗职工指出一条活路。……”(仲姓个案,女,44岁,1991年从二道区粮食部门下岗)

“下岗是不合理的,因为上班时有保障,医疗养老都有保障,我现在很愁老了以后怎么办?……在困难时,根本没想过从政府中得到帮助,觉得政府离我挺远的……希望政府多关注弱势群体,以前没感觉到政府什么的,这次低保,才感到一点点温暖,政府做得太不够了。……”(刘姓个案,女,40周岁,86年下岗开食杂店)

通过仲姓、刘姓两个个案,不难看到,下岗职工对政府的态度、看法取决于自身的利益关系,如果政府能给予自己帮助或自己需要政府帮助,那么这就能拉近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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