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化理念下之执行听证制度的架构与规范运行初探
司法活动的公开透明是保证司法公正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传统思想和旧有机制的束缚下，由于执行程序在设计方面尚不科学、规范和完善，使得人民法院的民商事执行工作与公开、透明的要求差距较大，这主要表现在对执行主体的追加和变更、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案件中止和终结等重大事项处理中的“暗箱操作”问题还相对比较严重。这一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社会公信力。本文旨在通过借鉴行政机关的听证程序，以透明化这一现代司法理念为支撑，在民商事执行工作中架构执行听证制度，并对执行听证制度的功能、执行听证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执行听证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规范运行进行初探，从而为有效解决执行重大事项处理中的“暗箱操作”问题做出尝试，以期对司法公正这一现代法治核心价值目标的实现有所裨益。
执行听证制度之基本概念探讨
一、听证制度概述
按照法学界的通说，听证（hearing）的概念最早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这一古老的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任何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辩护都应当被公平的听取；二是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的案件的裁决者。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在裁决过程中必须给当事人以充分的陈述、申辩权，必须在公平、公正地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裁决。逐渐地听取有利害关系当事人意见的做法也就演化出了西方的听证制度。之后，随着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规定的出台，作为“正当法律程序”核心内容的听证制度在西方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立法，司法和行政等领域中。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听证最早见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的规定中。其后，1998年实施的《价格法》、颁布的《立法法》等法律均对听证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听证制度也由行政领域逐步扩展到了立法、司法等领域内。
从听证制度的渊源和沿革可以看出，听证的核心内容在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由此，我们可以对听证的概念进行如下表述：听证是一定的国家机关在做出某些裁决前，给予当事人一定的机会，就特定事项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的程序。听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听证仅指行政听证，广义的听证不仅包括行政听证，还包括立法听证和司法听证。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即是隶属于司法听证中的执行听证。
对于执行听证的概念，法学界的表述并不相同。但归纳起来看，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在对执行主体的追加和变更、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案件中止和终结等重大事项做出裁决前，由执行法官召集各方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就争议的相关事项公开进行陈述、举证、质证和申辩等的一种司法活动。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充分听取意见做出正确、公正的执行裁决。目前，虽然我国现有的执行法律规范中对执行听证没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我国加入wto、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执行改革的全面推进，社会和民众对于执行工作公开、透明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设立执行听证制度并将之积极应用到强制执行程序中，必将会对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执行听证制度之原则探讨
执行听证制度的原则是指由执行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决定的，反映执行听证本质的，对执行听证程序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和评价标准。执行听证制度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公开透明原则。
我国的马怀德先生认为，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1］英国的一位法学家也曾说过：“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2］因此，执行听证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执行听证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应当在举行听证之前发出公告，并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和记者采访报道，案卷材料、裁决的结果和理由也应当公开。
二、权力分离原则。
权力分离原则来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法则，主要指在听证过程中主持听证的组织及人员，不能从事与裁决和听证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的公平。根据这一原则，主持听证和做出裁决的人，不能同时既是案件的执行者又是案件的裁决者，听证应当由非案件执行者的其他执行法官来主持。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即做出过类似的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主持。”
三、权利平等原则
权利平等原则是指参加执行听证的当事人在听证程序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根据这一原则，在听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平等地享有申请回避、提出主张、举证和质证、申辩等诉讼权利。主持听证的法官应当对当事人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各项权利。
四、尊重当事人处分原则。
民事强制执行，从性质上讲仍然属于私法的范畴。因此，还是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根据这一原则，听证审查的范围应限于当事人申请的范围；申请人有权在听证中变更请求或撤回申请；听证程序的启动主要应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
执行听证制度架构之探讨
笔者认为执行听证制度应当包涵以下几项内容：
一、执行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对于执行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学界同仁观点不同。例如，周明俊先生就认为“听证制度应适用于一切在执行程序中法院需做出裁决的案件。”［3］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诚然，执行听证与传统的执行模式相比有着诸多的优点，但执行听证并非应适用于一切在执行程序中需要做出裁决的案件中。对一些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大可不必采用执行听证的程序。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适用，必然会徒增执行负担，影响执行效率的提高。俗话说的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应当在案情较为复杂、需要对关系到当事人的重大实体或程序权利做出裁决时适用执行听证。根据这一要求，笔者认为，适用执行听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在执行实践中较为常见，主要表现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因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是物权，其主张的成立与否，不仅关系到权利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还涉及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如果处理不当极易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有必要规定此种情况应当进行听证。
（二）是中止、终结执行案件。执行案件的中止、终结，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的切身利益。如果不符合中止、终结条件的案件被违法中止、终结，必将引起权利人的极大不满，进而可能引发上访等其他问题。因此，有必要规定此种情况应当进行听证。
（三）是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主体。我国《民诉法》第213条、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81条均对在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况进行了规定，但却没有为当事人不服变更、追加裁定提供必要的救济方式，这显然是剥夺了第三人的申辩权利。在此情况下，就更有必要通过听证程序来给第三人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从而保证裁决的公正和权威。
（四）是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等重大强制措施。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对于一些重大的、涉及被执行人人身权利裁决的做出，应当十分慎重，如果被执行人对这些重大执行措施提出异议，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及时举行听证。
（五）是其他需要进行听证的情况。如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对多个债权人参与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的异议、当事人请求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书、当对评估、鉴定结论有异议等情况时，人民法院如认为有必要也可以组织进行听证。
二、执行听证的主持者
由于执行听证所涉及的内容均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密切相关，且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对于执行裁决当事人没有上诉权，执行裁决为最终结果。因此对于执行裁决的做出应当格外慎重，故而有必要以合议庭作为执行听证的主持者，通过发挥集体智慧，最大限度地保护裁决程序和结果公正。但是按照权力分离的原则，原执行人员当然不能成为听证合议庭的成员，而专设独立的执行裁决合议庭主持案件的听证。
三、听证当事人的范围及其权利义务
“听证当事人是与举行听证活动有利害关系的参与人”［4］主要包括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证人以及评估、鉴定、翻译等有关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享有申请回避权、申请不公开听证权、申请听证和放弃听证权、陈述、申辩和质证权、和解权等权利，并承担按时出庭参加听证、遵守听证纪律、举证证明自己主张、履行听证裁决内容等义务。
四、执行听证的具体形式。
关于执行听证的具体形式，学界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执行听证并非法定的程序，具有随意性，按照日常的表述习惯，称为“听证会”即可。另一意见认为，“执行听证虽不同于审判程序中的开庭审理，但它毕竟是司法机关（人民法院）组织的，在法官的主持下在法庭中进行的，属诉讼程序的一种，它不同于行政程序，故应叫‘听证庭’。”［5］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认为“听证庭”的形式更能反应出执行听证作为一种司法程序的特质，而且将执行听证的形式表述为“听证庭”也能明显与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会”加以区分，不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听证庭的运行程序规范之探讨
对于执行听证庭运行程序的重要性，贺强兴先生和俞旭明先生早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听证的程序内容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该程序如何设立，将对听证效果、听证结论的作出、执行措施的能否实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6］下面，笔者就借鉴行政听证程序，重点突出一个“听”字，将执行听证庭的运行程序分为四部分：
一、听证的提起
笔者认为，对于听证的提起应当遵循当事人、案外人申请为普遍，法院依职权提起为例外的原则。对于案外人的异议、追加和变更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等情况应严格遵循“非当事人申请不予介入”的原则，如案外人、当事人在接到法院的通知或得知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