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贞观之治”谈和谐社会
由“贞观之治”谈和谐社会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对唐太宗年间政绩的美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造就了政通人和、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虽然真正的和谐社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出现,但“贞观之治”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虽不能说是和谐社会，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看，“贞观之治”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借鉴的精神财富。
一、“贞观”本身具有和谐之意。“贞观”既是唐太宗的年号，又是其治理国家的方略。“贞观”即“正”和“中”，“正”就是不偏不邪，公平公正；“中”就是不左不右，既积极又稳妥。因此，“贞观”本身具有和谐平衡之意。唐太宗李世民一生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为君之道，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精简中央机构及官员，约束皇亲国戚，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等，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即和谐状态。这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相似之处。
二、包容天下的民族观念和对外策略营造了天下归心的外部环境。贞观以前，中原统治者正统的民族观念都是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这种思想在意识深处有一种民族隔阂、难以相融的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贞观时期，唐太宗明确宣布：“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从而在民族观念上实现了突破，在实践中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活力。很显然，没有包容天下的民族观念，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历史一幕，更不会出现“九重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史载有突厥大汗闻唐太宗崩逝，竟多次自残要为太宗陪葬。太宗“天可汗”的威名显然不是武力胁迫的结果，乃是文治武功感化四夷所致。
三、既锐意改革创新又不急于求成确保了当时政局的稳定。“贞观之治”的锐意改革创新体现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虽然不是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有改革，有发展，从而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唐太宗作为一代明主，在治国经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稳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的生动写照。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生杀予夺，专一于己。然而，他在用人上，并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没有来一次彻底的大换班，没有将武德旧臣一脚统统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于士族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考虑到平稳政局的客观需要，对充当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旧臣，诸如裴寂、宇文士及等人依旧予以任用，然而，他又通过赋于自己亲信和新锐之士真正实权的方式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渐渐边缘化。这样，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又避免了因官吏队伍变动过于急剧而可能导致的政局动荡，在平稳中巧妙地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调整。吸纳先进的思想文化也是唐太宗的创新点。唐太宗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四、追求君与民、君与臣的和谐推动政通人和良好局面的形成。唐太宗平定蒙古十八部之前，宁要被蒙古十八部掠去的大唐的臣民，不要金银财宝、猪马牛羊。这不仅是其“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也促进了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和谐相融。在治国方面，他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由于海涵一切，故唐太宗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徵等大臣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虚怀若谷，故唐太宗在人才任用上，能做到不分亲疏，唯才是举，多能根据幕僚群臣的不同特点，做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各得其用，甚至包容像魏徵那样的原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为贞观时期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以史为鉴增强了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这些不能说对我们今天没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各种文化交往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中华民族要想不失去自我，保持民族特色，就必须重视对历史的学习。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只有学习中国历史，才能以史为鉴，否则就会重蹈覆辙，其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