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视角认识并解决“三农”问题

用新视角认识并解决“三农”问题

毛泽东的名言：“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同样可以证明在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对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中国人口大多数是农民，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建国后第一年的社会改革是土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自农村开始，这些都具有必然性。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对中国的最大挑战。
年以来，中央进一步提高了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论是从实现三步走的长远目标来看，还是从扩大内需的现实需要出发，“三农”问题都是应该想办法加以解决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近七成，如果农民利益解决不好，就很难说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进入小康，就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在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一段时间，农民焕发了生产积极性，在过去极端贫穷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年人均收入增．％）。但在经历了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增产连上三个台阶以后，农业收入增加缓慢。自上世纪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看农业：（）基本农产品供大于求，加上进口商品的冲击，价格下跌，即使增产也难增收。中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从上世纪年代的％左右一路下跌到年的．％，年与年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元，生活费开支增加元，而食品支出仅增加元（其中外出就餐开支增加了元，烟酒茶开支也增长了多元）。实际上，城镇居民在与农民收入直接相关的农产品方面的开支绝对额是在减少，其中粮食开支人均减少．元，油料减少．元，肉禽制品减少．元，蔬菜减少．元。这种下降的趋势不会改变，农民从农业产出中获得的收入就难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农业生产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导致农业成本增加。－年农民纯收入仅增加％，而农民农业经营费用支出竟增加了％。农业物耗率升高使农业劳动耗用减少。年与年相比，粮食劳耗减少了．％，棉花减少．％，油料减少．％，生猪减少了．％，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由年的％上升为约％。这就大大增加了农业人口就业的压力。
再看非农产业：由于大量商品供过于求，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又为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所挤占和面临东南亚诸国的竞争，出口势头受挫。农村工业产品在农村的消费市场有限，为了与城市工业争夺市场，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有机构成，就发生了所谓“资金增密”问题。乡镇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在八十年代年均增长率只有％，九十年代猛升到％，－年竟高达％。乡村企业发展初期的机制优势和优惠条件逐渐丧失，而依靠自身积累来投资发展的能力大大减弱。这些因素都成为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的原因。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处境更加困难。乡村企业“资金增密”的过程导致了资金代替劳动的趋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乡村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连年下降，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随之下降。—年的年间，乡镇企业不仅没有增加就业人员，而且还在减少，年乡企从业人员有．亿人，年则减至．亿人。
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只抵城市人口的．：。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近％，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一方面，农业收入绝对额不断减少。—年，全国人均农业收入绝对额减少了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资料，全国多万农户中，％是纯农户（即家庭％以上的收入来源于农业），绝大部分农户的收入都处于负增长，尤其是中西部粮棉主产区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农民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和消费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二元”结构的矛盾。“二元”结构的核心是工业化迅速而城市化滞后。上面说到的影响“二元”结构矛盾加剧的因素，不是在趋向于缓解，而是趋向于加剧。这说明“三农”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不能靠局部性、临时性的措施解决问题。只有按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促进城市的生产因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加快城市化步伐，大力展农村经济，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才是根本之途。

一、大力开拓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途径，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提倡几年来，收效不够显著。一是扎根在农村的龙头企业在资金、人才、经营理念和经营能力方面难以在现时农村条件下成长壮大，它召唤着城市（以及国外）的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和农村。二是“公司＋农户”的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合同关系，既非利益共同体，也起不到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作用。中国上亿个小农户分散经营农业，很难达到高效率，很难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和进入现代化农业领域。
我认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要着力于经营体制创新。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讲了多年，而“统”的部分依然薄弱，社会化服务体系搞了多年，虽有进步但作用有限，主要原因是缺少有经营实力的实体。如在城市企业改革不解决产权问题就难以形成新机制。在农村，不在产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也难于形成新的机制，依靠行政方式或民间协会都代替不了以利益为中心的实体。
我看家庭承包制与发展合作经济，家庭承包经营与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并没有矛盾，应当研究新形势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的路子。可以是生产性的合作，也可以是经营性的合作。比较容易做到的是在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许多地方已有了成功的先例。把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结合起来；农民和合作组织可以入股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也可以引导农户办合作社；形成紧密利益关系。龙头企业可以靠农村经济力量兴办，同时吸收城市的生产要素，也可以由城市企业家兴办，两者都可以向农村引进资金、经营理念和方法、知识及人才，它的生命力就更强了。
应多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包括生产、加工、流通，这对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以及推进农业现代化来说是一件好事，有利于把资本、技术带进农村，把劳动力和农产品带进市场。要引导企业主要发展加工、销售和服务，通过发展订单农业，发展提供种苗、技术、饲料和收购、加工农产品等联合生产经营。比方说，现在各大城市和部分中等城市都在发展新型的商业零售经营方式——以食品为重点的超市连锁。它们的采购、包装、加工、销售系统完全可以带动主、副食品的产业化经营，并对农业生产提供服务。
要逐渐缓解和消除“二元结构”矛盾，重要的是要消除城乡间的壁垒和体制障碍（包括人口、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分割管理办法），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乡真正地成为一体化的大市场，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农村市场，“送货下乡”式的发展农村市场，早已过时了。

二、积极探索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促进农业的规模化、集体化经营
要现实地对待农村土地流转，只要投资用于农业，不必过多限制土地承包权向非当地农民转让或出租（目前，主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的作用正在淡化（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城市经营者以集约化、规模化的方式经营农业和相关产业，是优于现时农村经济的先进生产力，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对农民也是有利的（可以从土地转让、出租以及务工中收益）。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扩大家庭经营规模比其它形式的规模经营效率更高。家庭经营确实可以适应不同规模的农业经营，如美国式的大规模家庭农场，也如日本式的适度家庭规模经营，但像中国这样过度分散的小农户家庭经营是难以为继的。一部分土地在较长时期内将会采取兼业经营的方式，这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合理选择。兼业经营可以降低城镇化的成本，有利于土地经营走向规模化。目前以各种形式流动使用权的耕地约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多数发生在沿海发达省市。发达地区流转的耕地约占承包地的％—％，有些市县已达到％—％。只是需要把握好：土地承包权的转让、出租主体是农户，由农户与受让方签署转让（出租）条件和转让费（租金）协议。杜绝乡村干部包办、从中克扣农民利益。也要防止受让者不去开发农业，而将土地待价而估，从中渔利。“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中共中央年月下发的“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也明确规定：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应由农户与受让方或承租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权益应归农户所有。但问题是实践中缺乏保障措施，必须确实加以解决。
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提土地规模化经营不现实，主要还是应不断地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农户走上产业化经营。问题在于如何走上产业化经营之途（看来主要不是靠“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而在于创新经营体制）。“十六”大提出：“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应当鼓励探索新的经营体制，包括股份合作制。土地或抵押或出租都是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可行方式。当然，规模化经营要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
要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物权化。虽然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属于集体，但农民应当取得对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承包权也应当允许继承。处置权包括转让、出租、入股和抵押。（由于认识不尽一致，审议通过的《土地承包法》没有将处置权完全落实）。物权化不等于私有化，但物权化的前提是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固定化，避免因调整引起的不稳定性，财产是不可以平调的，《土地承包法》中妇女承包土地的保护措施也出于此，土地更困难，引起变动的因素，由其它经济利益补偿。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只有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将农村富余人口逐步转移到城镇，农村土地相对集中实行集约化经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缓解“二元结构”矛盾的尖锐化。

三、发展小城镇与发展大城市（卫星城）并举，加快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应以小城镇为主还是以大城市为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按照今天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中国农业只需．亿劳动力就够了（仅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