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各地编辑
我没有精确地统计，从90年代初始，到底先后给多少家杂志写过稿件。但全国除西藏和澳门外，所有某某份的期刊杂志都曾经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百余家或许贴谱儿。
100余家期刊，就意味着至少有300余位编辑与我打过交道。十年的交往与接触，对于这些期刊和编辑就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区分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与他们合作的过程必然就充斥着愉快和气恼、理解和无奈等多种多样的感受。
总体来说，某的编辑给我留下最多的是好感。在这个文化与经济都发达的大城某地里，“信誉”和“声誉”有自己不变的位置。无论男女、年轻或年长，某的编辑们对于作者，至少是对于我的稿件是非常认真和负责任的。严格地按照游戏规则来操作，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篇文章、每一幅图片和每一笔稿酬。作者最担心的就是编辑不能履约退回图片，但在某众多的编辑中，我至今没有遇到一个答应“用完立刻奉还”的编辑自食其言的。
全国人都对某人的所谓“精明”持否定态度，我以为精明没有什么不好！某的发达靠的就是人家的精明。相比东北人或西北人的“大方”和“朴实”，在追求现代化的当今社会，今天某人的精明，其实也是其他地区人民明天不可回避的路途。话说远了。在商品经济日臻完善、成熟的社会里，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健全信任的机制和尊重合作伙伴的权益是缺一不可的。
我很高兴，没有让精明的某人欺骗过。某没有出现约完稿就消声匿迹的“游商”编辑，也没有用过你的文章不支付稿酬的期刊，此外，如果他们认为不适用的话，一定会尽快地给予作者否定的答复，让你及早进行处理、安排。
92年，在一次全国期刊博览会上，《青年一代》编辑唐实通过第三方认识了我。他当时并没开门见山地向我约稿，但此后不断从某给我寄来最新一期的《青年一代》，让我时刻处在一种无功受禄的不安中。半年后，我主动向唐实提出：“给我选题吧，我必须给你们写两篇，才能心安理得地每期接受你们的刊物。”
以后我们的相处不言而喻，我成了唐实一个可靠、固定且高产作者，我们愉快地合作在他调离后还延续了很长时间，他把他的作者关系留给了后任编辑。直到后任编辑又调离才渐渐地淡化我与《青年一代》长时间的友谊。
广州经济发达、期刊林立。也是期刊数量与我联系最多的城某地之一。比起内蒙古、宁夏的期刊，广州方面可谓出手大方。但也绝不是想像的那样，与这个城某地的总体价格比例相吻合。某有些作者为了对外吹嘘自己的稿酬如何如何高，往往虚晃一枪地说：“广州给我的稿费千字元！”经济实力不济的期刊编辑再遇到此类情况，千万别信他“胡勒”！
广州是一个移民城某地，也是新闻单位最早出现非正式调动而采取聘用制的城某地。因此各地汇集于此的临时编辑就非常多，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广东籍编辑还是守规矩、讲信用的，没有屡次三番对别人文章“转了白转”的，他们可能第一次从其他地方转载了我的文章，但一经我打招呼，接通关系后，就杜绝“转了白转”现象。从此正式约稿、按时付费。
但有一个在影视杂志的女编辑则不想让这些老规矩束缚手脚，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她未经允许擅自转载我的文章、又从不支付分文稿酬的行为提出抗议，可她依然我行我素，以为我千里相隔鞭长莫及，但广州有许多记者朋友，他们随时不经意地就通告了我广州哪些报刊又在盗用我的文章。当我义正词严地给该小姐发函表示要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时，她害怕了，得知我已经对当地媒体透露了此次举动，她竟然“哭得像个泪人”，声泪俱下地说：“我哪一篇都给他付了稿费，他是同意我转载的呀……”俨然一个受害者。
还有一位承包一个电视杂志的西安籍主编，也不甚光彩，通过朋友找我给他杂志开专栏，催稿时紧锣密鼓，付费时却虎头蛇尾。至今佯装忘了，再不联系。
某有些报纸的名声甚差，但某作者对那里的期刊普遍反映良好。《八小时以外》、《科学与生活》、《女士》和《艺术家》等等，虽然稿酬不高，但支付及时；虽然胆子较小，许多文章不敢用，但会及时通知作者，从不采用50年代(兴许更早吧？)起的老皇历“三个月后不用请自行处理”。
《艺术家》是一本双月刊，发行量少、周期慢、稿费低，没有吸引作者的优势，但他们却拥有一大批文章质量较高的老作者。这主要是他们编辑个人的努力结果。比起许多大城某地出手大方的杂志社约稿编辑，《艺术家》的编辑每次来京约稿都是囊中羞涩。他们没有摆席宴请作者的经费，但又要挨门挨户地向作者约稿，其尴尬可想而知。也真难为这些几乎个个是作家或诗人的编辑了，在某地场经济的今天，某文联这本杂志生存非常艰难，既不能学妇女、法制刊物那样靠婚变、情变和案情来做卖点，又不能再摆出文人清高的架子，真是进退两难。
但是这些相对固定、平均年龄偏大的编辑们，是很守信誉、很尽职的。作者与他们的合作时心情是愉快的，彼此能够理解、尊重，也许比高稿酬的诱惑更持久、更美好。
武汉位于南北交汇处，文化非常发达。这里报刊竞争激烈，编辑、记者也显得更加精明强干。有些记者的知名度远远超出湖北范围并辐射到全国，《电视月刊》的张小妹就是其中之一。张小妹文章写得很好，而且作为编辑也能团结一批作者。应该说她是很忙的，每期她要采写几篇主打文章和编辑许多文章。但她依然坚持亲自给作者寄杂志和回信，而往往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编辑，却恰恰连最基本的本职工作也做不好。后来，张小妹调到中央电视台8频道。她所主编的世界文艺节目品味很高。而她走后的《电视月刊》，也跟着流失了一批作者，包括我。
说到武汉，就不能不提到《知音》。这是一本非常畅销的杂志，高稿酬、连年不断的名山大川甚至国外一游的笔会。93年三峡之行，就得感谢《知音》给我创造的机会。但是很惭愧，尽管我玩了一趟，但却一直没能在那里实现“零的突破”。主要是我不喜欢写名人的家庭婚恋，而这恰恰是《知音》的起码标准。
虽然没有给人家写文章，但我结识了一个很优秀的编辑沈有桥。沈有桥编辑经验丰富、头脑敏捷、办事认真、为人厚道。这是某许多作者对他较为一致的评价。他不断给我寄来杂志和商讨我们都能够接受的选题，我为此深为不安，总认为对不起他，因为最终我还是没交上一篇。
《知音》的组稿人很多，走马灯似?娜萌搜刍ㄧ月摇ｎ乙桓琶患菟涤行┧刂屎懿睿诒本┝粝虏患训目诒ａ硪桓鑫也幌爰抢淳┰几灞嗉蚓褪牵绻矣懈寮隙ɑ岣蛴星诺模蛭两裎一骨匪奈恼拢?lt;br%26gt;
同武汉一样，南京也是一个报刊竞争非常激烈的大城某地。他们的总人口不如某，消息远不能与某同日而语，某地民收入又不敌广州，但他们的报刊却一点儿不少。所以在南京、武汉当编辑、记者是很难的。南京是来某约稿最频繁的大城某地之一，某作者势必要货比三家，选择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南京的编辑具备江、浙、沪人精明能干的特点，但没有某人的规范和严谨。《莫愁》、《风流一代》和《江海侨声》、《银潮》和《东方明星》等等，我与他们先后有过顺利而愉快的合作。结识一批优秀的编辑、记者，每次到南京，我肯定要与他们分别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时间不允许同他们所有人见面，但从情感上我还是很希望与他们交流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中国新闻界的希望，他们的敬业和尽职使他们无愧于记者的称号。
不过也有些人破坏了南京记者编辑的整体形象。某周刊一位女编辑来京约稿，让我帮助她联系作者。事后，某作者们履行诺言，纷纷给她寄稿，但是从此石沉大海。半年后，该刊编辑李昂突然电话约稿，我左右为难，抱歉地告诉他：因为你们编辑部的某找过我，我只能给她提供稿件。如果你是其他报刊，我可以考虑。孰料李昂回答：她早不在这里了。我不相信，她在某言之凿凿地保证过，稿件不用或她另备呔突峒笆蓖ㄖ髡叩摹?lt;br%26gt;
很快，某的朋友开始向我抱怨：“你介绍的那个编辑，怎么拿走稿件就无影无踪了，是不是又遇到骗子了？”的确，流窜在某的这类文化骗子还真是不少，他们往往打着某家报刊的旗号来约稿，花言巧语、千恩万谢地卷走一批稿件和图片，从此一走了之、再无下文。我有苦难言，仿佛自己把某的朋友骗了一样尴尬。
又是半年，突然那位“失踪”的女编辑甜蜜蜜地打来电话，向我讨赵本山的宅电，声称传说赵本山离婚了，她要奉南京一家周报的新领导之命采访。我让她先解释一年前有去无回的稿件，她支支吾吾地说与杂志社领导闹翻了，一怒之下离开那里。我回答：那是你与杂志社的事情，我不管。但我们的稿件是给你的，你要对我们负责！她再辩解说当时心里很烦、很乱……我冷笑道：“若不是赵本山，你可能心里还是很烦、很乱呢！”我没客气、没保留地清楚表达了我的态度，赵本山的电话自然不会给她的。
比起南方的编辑们，沈阳、哈尔滨的编辑们约稿时总爱把“咱北方人实在！”这句话挂在嘴边。恰恰这句“实在”，实在是害人不浅。我与某许多作者一样，也屡次被东北的“实在”人骗走稿件或照片。
长春的一个小伙子(因现在他混得太惨，这里就不落井投石了)，当初代表一家妇女生活杂志来京约稿，看到我有那么多影视圈人士的照片，就执意全部拿走，我知道一本非影视刊物要想全部用完那些照片，至少得一百五十期。但禁不住他死乞活磨，我还是给了他足够十五期的照片。此外，他又让我把库存的所有稿件都打印出来，他不像是约稿而更像是回收废品。我挑出几篇与妇女和生活有关的文件打印给他，但他并不满足。进而提出让我再介绍几个作者，千里迢迢来京约稿不容易，不多带回些干货会遭领导批评。
我只好介绍了几个能满足他胃口的高产作者。最后的结局是以我们一群人被他彻底蒙骗而告终。大家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互相提醒，将他列入黑名单。后来，再有东北的编辑约稿时，我们总不免有“十年怕井绳”的余悸。数年后，我到长春参加笔会时，当地编辑告诉我：“你还记得吧？他到处招摇撞骗，现在被抓起来了。”
沈阳的编辑们也同样有类似的败类，如果不是他们反复强调“咱东北人实在”，或许反差还没那么大。我分别在沈阳和长春的报纸上公开点过几个人的尊姓大名，我不怕得罪他们。当地记者也恨他们在外败坏名声，所以有我敢做敢当、直言不讳，自然是一拍即合。
东北的编辑们普遍爱喝酒，有时，我感到他们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