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各地编辑第3页
一个概念下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就是明目张胆打着“伊夫”旗号的人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仅在某，就发现两起。其中一个是在报刊上发现我的文章后，全文“复制”、再“粘贴”到他的文件夹里，用我的名义投往全国各地报刊，但最后特意强调：稿费与样刊请寄给某某地海淀区处张收。
很快就陆续有各地报刊来电：“呵呵，你可以呀，雇佣经纪人了！”我一怔，不解。对方详细说明，我更不解，我根本不知道这位来路不明的张，更不可能委托他天女散花般地四处投递。根据他的特意注明，我电话找到这位神秘的张。他起初百般抵赖，声称替别人约稿，我要求他举出具体约稿人名，他哑然。我警告他，如果你继续装傻充愣，我会真名实姓地给你曝光！最后迫于压力，他招供：40余岁，来自南方某地，尚有妻女，在京生活异常拮据。因早知我的稿件容易被采用，便动用了这个念头，发我的文章、用我的名字，但稿费归他。
我原谅了他。因为外地早有多个专“吃”我文章的扒手，如化名“黑子”的一个某人。但在某这个消息源发达的城某地，我不能容忍这些寄生行为。我警告他不要再干这类偷鸡摸狗的勾当，如果你能够写，我可以帮助你联系发表的地方，但坐享其成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说我制止了张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容易的话，那让我追究一本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新华社某分社的一本期刊叫《某某地场导刊》，当时杨沫女儿徐然女士向我约稿，作为特约编辑，她很喜欢我的文章，督促我每期提供至少一篇。但是，一年后，她突然制止我来稿了：“伊夫呀，对不起你！他们不给稿费，我不能再约你稿子了。还有好几个作者，我等于把他们也坑了！”
果然，经过一番改头换面，从刊名到主编，全都焕然一新。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便一笔勾销，这种理直气壮的“一洗了之”态度獾健斗ㄖ迫毡ā芳钦摺⒁彩歉每芎ψ髡叨琶鹊闹室桑苏夜又炯坛腥耸巍疤炙捣ā保ч恫蝗缜锞铡?lt;br%26gt;
但某的期刊毕竟不都是《某某地场导刊》这样不负责任。更多的杂志编辑是我的好朋友。比如魏珉，90年代初，我与《武魂》主编魏珉认识，因《武魂》的稿件内容过偏，他便推荐给《体育博览》。《体育博览》是我发稿的最初阵地，而魏珉可以说是一个领路人。在我没有进入被约稿行列前，他相继给我介绍了《中华工商时报》和《中国体育报》，于是，“两报一刊”便成为我最终走向大面积发稿的孵化器。
《大地》也属于结识悠久的期刊之一。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社见到当时还是年轻编辑的梁月海时，我们谈的就非常投机。他当即约稿，我有些犹豫：“你们《人民日报》办的刊物，这么正统的杂志怎么写呀？”梁月海立即打消我的顾虑：“我们《大地》像中国的深圳，是特区！”一晃十年过去，至今我还清除记得当时的情景。他鼓励我写些影视批评的文章在那里发表，较早那些带有批评色彩的综述性文章基本发表在《大地》。如今，梁月海已经成为主编，因为一直没给《大地》供稿，所以也就见不到现在的《大地》了。
另一本影视刊物《中外军事影视》，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办的，我开始应邀写稿时也存在疑惑。军队的刊物，那么一本正经的，我可不会写。但一看全然不是想象的那样，几乎也是一本走向某地场的刊物——风格轻松、文字活泼。可喜的是，那些中校、上校的编辑们全然没有刻板的面孔和公式化的语言。无论年轻的陈华还是年长的张春茹，她们的编辑思路丝毫不封闭、教条，但她们在处理稿件和与作者合作方面却鲜明地表现出军人的特征——作风严谨、雷厉风行、一丝不苟。
命运多舛的《华夏》是在我已经厌倦写影视圈的时候开始向我约稿的。他们希望我提供所谓“新人类独白”的文章，这使我非常兴奋。开拓另一个新领域，了解一个新的阶层，充满新鲜感和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我在一年多中，以每期至少两篇的速度，写了30余位30岁左右成功的白领人士。后来，《华夏》投资人易主，我与《华夏》短暂却愉快的合作从此告终。
给《中国律师》，我仅写过一篇，结果还闹得名律师李大进很不愉快。我为声援袁成兰因一篇《梅花奖舞弊案》杂文惹出官司，而特意专访免费为袁成兰做代理律师的张晓陵。我以肯定并赞许的口吻强调了张晓陵的职业道德。但李大进恰恰是对方的代理律师，我文章对张晓陵的肯定虽然并不意味着就是对李大进的否定，但客观上李大进认为对自己很不名誉。他责备我道：“你往哪写不成呀，偏偏在《中国律师》上写，人家是正义的律师，那我不就是非正义的了吗？”我只好向他表示歉意，原则是讲，我没有因文章批评谁后又道歉的，除非是我无意误伤。他虽然知道我绝无意要伤害他，但心里依然不舒服。我提议：要不，我再写一篇为你正名？他连忙道：“得、得，千万别再写了……”
今年以来，《某青年》让我每周以500字的篇幅填充那个“一夫当关”专栏。他们每期选一个娱乐圈的焦点人物或事件，让我评判。可惜字数限制，使我只能欲言又止。不过，这也要求我尽可能言简意赅，少说废话。现在《某青年》要改版，“一夫当关”也随之网开一面了。据说，那些纯粹是豆腐块的文章，居然惹得不少被点名的明星不悦。这可没办法，我是绝不会像对李大进那样表示歉意的，因为我在这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有的放矢的！
如今，仅在某就平地冒出无数本期刊，让人眼花缭乱，而约稿自然也是目不暇接。但我战战兢兢不敢轻易“上钩”，原因是不是你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的真快。你给他的稿件还没登载，他却早另投他主。频频更换场地的游击战，让我们这些严防死守的作者无所适从。
《名人》几经折腾，有了虚名儿，却没能提高发行量。一天，突然一个八年前约过我稿的编辑陈笑火急火了地找我，让我伸把手。他早已从长春的《人间指南》杂志走出来到京城，据说事业蒸蒸日上，不料他也搅进了《名人》的旋涡。我有言在先地问他：“你干多久？你做主吗？会不会我前脚送稿，你后脚就走人？”“不会，不会。我们这么多年交情，不能坑朋友。”这年月，其实只有“朋友”才能坑骗成功。
我答应了陈笑。数月后，《名人》再无消息。果然《名人》像非洲一些政权那样，再次改朝换代。以往的稿件不再适用新投资人的胃口，陈笑无颜对他众多的朋友解释。我能理解他的苦衷，因此一点儿也不意外。他再三表示：以往的约稿如数支付稿酬。我对他说：稿酬就不必了，只是以后约稿时给自己多留些余地罢了。
说起约稿不用问题，一般来说约稿方应该赔偿作者损失。《家庭》驻京编辑刘忠义曾经约稿我写一篇。后不知什么原因没用。他当即通知我另投他处，并补偿允诺的稿费四分之一金额。可同样是《家庭》，一个来自广州的小编辑翟永存电话约稿并且很急，我优先给她赶写完毕，她看了说正符合她的要求，不料几天后，这位广西籍女子只是通过电子信件简短地通知我：“很抱歉，您的稿件没有通过。”从此再无下文。这种流动性很强、又做不了主的小编辑居然敢信誓旦旦地四处约稿，在今天的期刊界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在这里口无遮拦地讲述，或许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埋头写的作者有些借鉴作用，同时，对于真正致力于期刊发展的编辑们难道不也是一面镜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