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各地编辑第2页
本末倒置。把喝酒当成增进友谊的唯一纽带，而且那种劝酒的盛情让人不能恭维。其实，在现代社会，办事认真、恪守信誉，远比在酒桌上称兄道弟、摩拳擦掌更能够建立友谊。尤其是文化人的交往，文明的方式更为适宜。
《辽宁青年》的编辑王玮不善饮酒，但我们在一起却能滔滔不绝地深入交谈。没有空泛的客套、故作亲切的表演，总是务实、具体、有的放矢地讨论完正事之后才随便闲聊、寒喧。我与《辽宁青年》的合作非常默契，王玮不用催促，就会在每月截稿前准时收到我的稿件。他们压缩开支，不能每期杂志给我寄，王玮总要说明一下，礼貌周全。
《书缘》在沈阳创刊时，主编高洪波来京约稿。因为是创刊，又因为是文化品味较高的杂志，高洪波对于稿件的要求比较苛刻。可他既不具备买断好稿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名刊的影响力。然而，我没有拒绝他，不在乎杂志发行量的大小，不指望在那里出名和做广告；稿费多少一贯不是我是否写稿的决定因素；我只在乎编辑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我连续给高洪波几篇，其他各地刊物不少编辑见到后质问我：“这样的稿件我们也需要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呢？”我说他们是创刊，作者少，只好照顾一下。他们认为：这样的稿件即使《书缘》发表，我们再刊登也没关系。因为《书缘》发行量极少，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读者群。
可是，《书缘》却醒目地标榜：“不得一稿多投”等一类声明。于是我对高洪波说：“你的声明是单方面的，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你的这些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不平等声明，肯定遭到作者的远离。特别是你又没有任何诱惑作者的法宝。”高洪波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在声明“不得一稿多投”时，已经将老掉牙的“三个月后可自行处理”的句子删掉了。但是，为了保持自己刊物的尊严，他不肯放弃“独家”的要求。
再约稿时，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他一家而得罪多家。其他刊物早就抛弃“独家”的紧箍咒，除非他们有能力买断。高洪波表示提高稿费，我还是没有应允。我明确告诉他：“独家是不可能的，只有首家。”高洪波通情达理，他知道我若不告诉他，他也不可能知道我还给了哪家刊物，尤其是一些发行量小或与图书不搭界的刊物。他感谢我的坦率、理解我的苦衷，于是，我在他定稿后一个月，再给其他杂志，只要受读者欢迎的稿件，哪个杂志也不肯放摹?lt;br%26gt;
我从不敢表白自己坚守“一稿一投”的道德，因为我几乎做不到，除非这篇文章写得太臭或过激，每篇文章至少也得有四、五家等着“同时发表”。但我坚持一个原则，绝不在同类、同某某杂志上撞车，绝不在发行量大或买断后的杂志上发完再给他家。
我认识的不少刊物，是他们一次或多次转载我的文章后被我发现或别人发现后才取得联系的。譬如西安的《各界》，他们在我的文章被甘肃的《现代妇女》发表两个月后才转载的，当然是没有注明“转载”，给人造成是直接供稿或一稿两投的假象。
有记者去西安采访回来，带给我看那本我从未听说的杂志《各界》。我一看，图片经过一轮转载，已经由“美女变成了张飞”。根据电话、地址我找到《各界》编辑。同以往一样，对方也是非常热情，并且带有庆幸我“自投罗网”的喜悦：“我们正想办法找您呢，这下太好了！”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各地报刊不计其数，远在吐鲁番、海拉尔，近在某城、甚至海淀区。
西安的杂志很多，毕竟是文化古都。《女友》和《文友》是合作很愉快的两份杂志。孙珙、张大江、柴效锋等都是很尽职的编辑，他们有很高的编辑水平。特别是孙珙，她提出许多选题都得到了我积极响应。我非常欣赏这样的编辑，我们事先进行热烈讨论，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往往是别人没有涉足的领域，或即使涉足也还有充分挖掘的余地。
不过有些陕西的编辑我不能恭维，可能由于他们通讯设施的落后，与他们的沟通微乎其微。偶尔一页信纸又笼统而务虚，只是一个劲儿催我赶快寄稿，却一个个不见了下文。按理说古都的文明，教养和礼貌该不是问题，但恰恰我在西安遇到的一些编辑让我颇为意外。他们似乎突然心血来潮，急忙约稿，而后就撒手不管，再无下文。更有甚者，学某些山西的编辑，索性不跟你要稿，只是转载，你找他时，他故作惊喜称“正要找你呢。”但事后却死一样沉默，据说稿费是“代我领了”。西部经济固然与东部存在差距，但仨瓜两枣的区区稿费总不是脱贫致富的长远之计。
另一些西部编辑，依然保持着70年代末的清高，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搞纯文学的。不屑于为通俗刊物撰稿，哪怕生活拮据也不能为三斗米折腰。当然，如果他们真得为中国的纯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应该敬佩和感谢的，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才使我国悠久、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相对于西安，成都的编辑们可没那么沉重的使命感。在那个近一、二年不断成为假新闻发祥地的城某地里，急功近利似乎普遍困扰着年轻的文人们。难得《舞台与人生》的编辑敢于逆潮流而动，总是提出做深度报道，甚至还居然请我写一篇抨击不良“娱记”的文章！
抨击娱记，可不是一般刊物有勇气刊登的。他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套用江青“反对我就是反对主席”的理论。认为抨击娱记就是报刊的自相残杀，因此仅限于私下唾弃而不拿到桌上谴责。《舞台与人生》约了多位一提起不良娱记就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作者，但是最后又都以“犯不上与他们一般见识”为由而婉拒。
我说没事，我又不是第一次嘲笑娱记了，大不了再多惹恼几个娱记。文章发表后，成都记者一个个打来电话：“哈哈，写得真解气！我们这里的娱记真早该骂骂了！”我强调说：“可不单是特指你们四川啊，我这可是面向全国。”
成都还有一家杂志《银幕内外》，起初也是转载，认识我后便开始大批地趸稿，让我把陈年旧历全给他！为了不让外人生疑，后来我竟被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银幕内外》驻京特约记者”。一年后，正当我掏空库存，再无现货提供时，这本杂志也骤然寿终就寝。约稿编辑、也是主编文先荣老先生，在我去成都开会时竭力要求见我一面，他送给我金、银各一套精美的安岳石刻纪念章(据说那套金质章为数不多。)又向我在他最需要稿件时给予他巨大支持表示了千恩万谢。我当时不敢接受如此厚重的私人礼物，再次谢绝。
事后才得知，复刊的《银幕内外》已易主，被废黜的文先生因知道支付不起我的巨额稿费，而将私人藏品馈赠与我。早知如此，我当时绝对不会让文先生这样破费的。欠我稿费不给的编辑多得是，我从没追着赶着、不依不饶，虽然从心底里，我蔑视他们！
云南青年刊物《青年与社会》，虽然论稿酬不能与《深圳青年》相比，论知名度不如某的《青年一代》，然而，这是一本从品味到格调都很到位的刊物。他们的编辑约稿时，绝对不会怂恿我：“你可以用小说手法虚构，但当作纪实发表。”相比一些“胆子再大点儿”的同类刊物，他们是较传统的，甚至还大义灭亲地做出将“一稿两投”的老作者列入黑名单的举动。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与《青年与社会》交往的。程江虹小姐活泼、敏锐、一丝不苟，她从一个普通编辑时就与我联系，直到今天成为编辑部主任，我们的合作历史比较悠久。我的许多文章是在那里首发的，虽然地处边陲，但他们发稿周期并不缓ｍ保宰髡叩那缀统潭戎甘芨摺?lt;br%26gt;
内蒙古工会刊物《五月风》到是每次都迅速、准时寄来稿费，可惜千字30元，还是50年代的行情。反映“五十年不变”的另一个方面是，那本杂志至今还在某地场经济的大门外徘徊，办得像个行业内部刊物，编辑人员年龄也偏大。我去呼和浩特时见过他们两次，他们大多数都是老编辑，办事一丝不苟，礼貌周全。很少到各地出差，同行交流不多，因此也不会想出“代领稿费”这样眼界开阔的新点子。
河南三门峡也有一本当地工会刊物《砥柱》。情况与呼和浩特的大同小异。可惜我既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通过话。我们像哑巴一样默默地合作，他们没有举办笔会的意向、也没有进京约稿的可能，甚至长途电话也严格控制。如今他们当然也没有电子信箱，这对于已经无纸办公、抛弃了打印机和传真机的我来说，合作已经是不可能的。
与三门峡相比，某某会的郑州可是另一番景象。郑州不属于全国十大城某地之列，但期刊的发达却绝不逊色那些区号是三位数、电话号码是八位数的大城某地。鉴于河南经济状况，能有多少人购买那些大同小异的期刊，实在令人担忧。
或许收支难以平衡，郑州有一批期刊便采取杀鸡取卵手段，一锤子买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分别蒙骗一圈作者后，自己就从那本期刊消失了。不久，又东山再起，以另一家期刊名义再次约稿，口口声声对前单位进行一番控诉，发誓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禁不住诱惑的作者，再次重蹈无效劳动的覆辙。我经历过一次，不会再第二次上当受骗，可是，我身边不少作者连呼屡次遭戏弄，以至于一提河南编辑约稿，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概拒绝。
我得替河南的编辑记者们说句公道话，其实中原大地不少期刊的编辑、记者是非常值得交往的。譬如《跨世纪》、《时代工商》、《人生与伴侣》、《南腔北调》等等。尽管稿费普遍偏低，但支付及时，并且约稿前没有什么“非独家不可”这类苛刻却往往自欺欺人的前提。灵活、务实、通情达理和分寸得当。
《河南工人报》的前身是《挚友》杂志。自从与他们的编辑李晓萍认识以来，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这个有着文学天赋的人民教师改行做了编辑以来，一直团结全国一大批作者，包括西藏。我们在往来的信件和电话中不断增进着友谊，约稿或写稿可能是枯燥的工作，而私人交情则极大地丰富了工作的内容。我曾连续两次应邀参加他们组织的笔会，对他们的编辑部也几乎了如指掌。我不断给李晓萍介绍全国各地我认识的比较优秀的作者，同样，她也把认为我可以合作的编辑介绍给我。
可惜的是，《挚友》在95年后变成报纸，而那张报纸再也没有重现杂志时的辉煌。
有“三黄”之戏称的《黄河、黄土、黄种人》，一位特约编辑经常约稿。但是总不见发表。我奇怪是没有收到还是不适合？后来，这位编辑解释道：主编错将您与号称“中国第一自由撰稿人”的孙敏混为一谈，认为“这个自由撰稿人的稿件不能用！”经他解疑才恍然大悟。我一笑，我替别人背黑锅、“顶雷”的事情早不是一、两件了。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