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
新年前，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
49岁的是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9月15日，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
“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甚至持续成为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
和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
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工作长效机制。
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
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
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
“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
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李克强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
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
“从9月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解决**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
因此，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
前，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李新华说，这，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
“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
李新华认为，**绝不是的特产。国家**局公布的全国**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量增多的大背景。
“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李克强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
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3个月前，即9月10日，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
“今年()7月以来，全省**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
“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
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
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
“为什么群众要向上反映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干部没有负起责任来。老百姓有了问题，乡里解决不了，当然他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县里甚至省城和北京。”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安东在驻马店市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作出如此表述。
在这次下访行动中，安东担任驻马店下访工作大组的组长。1月12日中午，安东在省城开完第一阶段下访总结会，立即赶回驻马店市研究督办没有办结的4件上访案件。
安东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截至目前，省联席办向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交办的赴京到省上访案件131件，已经圆满办结了127件。
“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上访的关键是什么?是每一级官员都要负起责任!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安东正在思考撰写一篇论文,主题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他说,制约是一种机制,就像一轮扣一轮的齿轮,你动,他也动;影响群众解决问题的原因,实质上是官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空间太大,可松可紧。
“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
省高院副院长安东的腰扭伤了。
“确切地说，安副院长的腰是在给老百姓鞠躬时，一下子弯得太猛了，就扭伤了。”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荆伟告诉记者。
“什么是下访?一要下去，二要见到当事人。不是简单地对案件下结论。关键在有没有查清事实真相。”安东不留情面地批评干部。安东坦言，老百姓的淳朴情怀令他感动。
“我要给老百姓鞠这个躬，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机关办案时发现抓错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还去送锦旗，去感谢，我们的干部也还收下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应该做的是检讨，不是收锦旗。”
从9月15日下派到驻马店市担任下访工作组组长，3个多月来，安东过问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办的案件。他在听汇报时常常出其不意地提问题，他担心自己会被骗。
“事不解决，人不能回去。”安东在审签报结案件时，要求“暂缓结案、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
原籍新蔡县、现居新疆的王会臣1957年因为砍了自家坟地里的4棵树,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会臣被改判无罪后,开始上访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但按照当时国家的有关规定,王不属于国家经济赔偿对象。下访组在未与王见面的情况下,认为其为无理诉讼,准备报签结案。
安东在审签时提出，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拘泥于以前的规定和结论，而是要考虑到王会臣确实被错判并服刑，并为此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他几次到新蔡县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协商，要求县有关部门一定派人到新疆与王见面，并从实际出发给王适当的补助。
在安东的督促下，新蔡县筹集资金派人千里迢迢赶赴新疆，给王会臣做解释工作，送去了5000元补助金，并在王的老家给其正名，还其清白。
70多岁的王会臣为“争一口气”上访几十年，当新蔡县领导奔波千里代表当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来救助金时，他老泪纵横，表示以后决不再上访。
安东对此评价:下访工作组督办案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点一滴地重树党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过程。
“上访农民不是洪水猛兽”
省委宣传部法规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顶山市下访工作小组组长是一个认真的人。
在汝州市处理一起案件时，他要见当事人，乡里劝他不要见，见了就会出不来，会被围上。坚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后，乡里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假当事人见面。
谈了不到5分钟，将其当场拆穿。汝州市委书记闻听后公开点名批评了这位乡领导，第二天，村干部陪着终于见到了上访户孙宝金。
“我们完全没必要把上访农民想成洪水猛兽，实际上他们是讲理的，有时就为了二厘地、几块砖，甚至邻里孩子打架上访，但如果没人理，可能会造成流血冲突。各级官员常常把农民反映的事当成‘小事’，可是为了这些‘小事’，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问题也就解决了。”说。
洛阳下访工作大组组长、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院长杨柏林已经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4月12日到4月13日，杨柏林曾在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火叉村驻村扶贫一年。
“9月15日工作组到洛阳。一周后，就有群众找上门了。很多人点名要见杨柏林副检察长。”洛阳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李剑伟告诉记者。
有人对组长接访提出异议。杨柏林表示,上访者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听他说话,我们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听领导做报告，现在，是老百姓给我们“做报告”，必须听。
洛阳市孟津县的王秀兰，因为宅基地问题上访多年，杨柏林静静地听她讲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规，逐条给她解释:哪儿占理，哪些要求没理。
王秀兰听完痛哭流涕:“我上访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没听我好好讲过5分钟，更没有人给我解释法律，不是推就是撵。没想到你这么大的官还能这样听老百姓说心里话，要是干部都像您这样，我早就不上访了!”
“杨检在洛阳下访期间，发过3次火。都是因为干部推诿拖沓扯皮，不解决问题，‘踢皮球’。”联络员李剑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经济账和政治账
历史上“汝人善诉”，汝州在之前的上访量一直排在省前10名，在省城、北京都挂了号。之前，汝州市委、政府几乎推不开门，每天都有上访者围堵，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几乎把一多半的精力都放在解决**问题上了，还是上面批，下面骂，汝州的官不好当。市里最初把解决问题放在千方百计降低进京进省上访量上，在省城、北京都派驻了**工作组，常年驻扎，主要任务就是拦、接上访群众。”樊占营对此并不讳言。
樊告诉记者，从汝州到北京接回一个上访者，平均要花费1000元人民币，每年，汝州用于接访的费用支出就达十几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群众上访所花费用。
事实上，此次4万干部走下去，在下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