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第4页
讲的范围要大，它讲的是三种，第一种是经济资源，第二种是政治资源，就是权利，第三种社会资源，社会的威望，社会地位等等，最后两个人们容易忽视，其实这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革时期，我们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他们政治地位很低，经济地位不低了，他一个月30、40块，而一个二级技工也就那么多。社会地位呢？社会地位就是受到人们尊重的程度，这其实非常好说。比如说问一个女青年说你找对象是找一个大学生，还是找一个二级工，三级工？我们就能判断出来了，这就说明这几个资源在社会当中不处于同样的状况。我们对比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是非常有意思，你看这种资源怎么分。这三种资源有两种分法，一种是一体化的分配，你这个多那个也多，这个少那个也少，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也高，社会地位也高。还有一种分法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这种是分配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大家去想一想，80年代的社会特点是什么？概括为普遍的不平衡感，实际上是一个满意和不满意的一个标志。那时候万元户比二级工、三级工、机关干部牛，他说你牛什么，一个月不就七八十来块钱，机关干部不平衡了，我是机关干部，你有什么？不就一个月有俩臭钱吗？你看我到哪儿都是铁饭碗！万元户也不平衡了；知识分子呢？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啊，但是他就是穷，所以他也不平衡。甚至有一段时间农民也觉得有一点自豪感了，农民的生活增长很快。90年代，还是不平衡感吗？不是了，普遍的不平衡感转变成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就要经过这的演变，（我们说不平衡感总有自豪的一面，有不满的一面），但是到了90年代普遍的不平衡感没有了，你说农民工他也什么可牛的？对这些人来说不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大量变化，80年代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到了90年代资源你要有就都有，你要没有就几乎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这个社会现象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社会结构的时候，必须要对这个社会的资源配制给予很多的重视。我们概括起来说，90年代和80年代资源配备发生的变化（概括出来可以这么说，如果用一种稍微朦胧的眼光来看的话），80年代是一般资源扩散的年代，90年代以来是一个资源重新集聚的年代。
在改革前，中国社会的资源基本上掌握在国家的手里，那时候资源高度集中，但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配置的方式，这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的出现，导致了原来由国家集中控制的资源通过市场这种毛细管逐步向外扩散。所以你能够看到的80年代的社会资源在逐步不断向社会各个角落扩散的过程，到了90年代，扩散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资源又开始往社会中心来集聚。整个来说，从整个社会向东部集聚。整体上这个的资源主要聚集到东部沿海一带，而又从各东部沿海地区向城市集聚，在所有的城市当中向大城市集聚，在大城市当中向省会以上的城市集聚，在省会以上的城市当中向北京、上海集聚，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当中向少数群体集聚。有一个报道说上海近年来为了美化市容从农村买了17万棵大树，叫大树进城运动，就说农村的树长得好看一点就不配了，得搬到城市中来，有的是长了几百年的大树，在这个折腾过程当中死了一大半。农村的地好一点，城市说我要发展，要征为建设用地，农村的水要干净一点，城市人说我要喝，把这里建一个水库，你不要用了；然后说树好看一点，你别在这里，在这里浪费，移栽到城市里去，甚至还有人哪怕农村的姑娘好看一点，他也要弄到城市里去。我们看到资源从扩散到集聚的这样一个过程，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80年代资源扩散的年代，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有：第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的人在改革当中最早受益，觉得这改革还真有点富裕的样子，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在农村承包责任制，粮食价格提高，农民得到了好处；城市当中最早得到好处的是个体经营户，个体经营户他们都是没有门路的人，有点门路的都进了国有企业，进了机关了，没本门路的人就自己去谋一点生机，他们就最早富起来，他们开始先富起来都是从山上下来，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社会最边缘的人；第二，社会的边缘地带特别是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最早农村发生变化，资源释放出来了，但是城市的改革还没有进行，于是资源流向了农村，出现了乡城的工业，乡城工业就推动了小城镇的繁荣，形成了农村和乡镇的繁荣；第三个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支配资源，成为主体，这个时候基层社会出现了活力，过去再大一个工厂，构不成一个企业，实际上是一个车间，因为他不能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但是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企业也好，基层政府也好，有了可支配的资源。我原来有一次和北大校长谈住房问题，他就发牢骚说，别看我是一个校长，我连批建一个厕所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好了，放权让利，你建八个厕所都没有人管你。过去一个学校只有一个账号，现在每个系有一个账号，从账号中就可以看出基层的主体、活跃性的增强。但是到了90年代形势发生了逆势，第一个贫富差距扩大，这是社会公认的事实。第二就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
我们现在的农村和80年代可不是一个农村，很多地方比80年代破败得多。我们每年五.一要举行大型联欢会，去年五.一的时候我听彭丽媛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80年代的时候农业第一次有了生机，有了活力，似乎真的看到了希望；但是到了90年代，很多村子破败了很多，相当多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一个村子很少看到年轻人，村子里都是老头老太太。我和中山大学的教授聊天的时候他说，你看看中国农民的眼睛，跟80年代非常不一样，现在90年代农民的眼睛是雾雾的。第三个就是现在基层财政被掏空，80年代地方财政状况相当好，到了90年代只有省以上的财政才好，省以下都不行。而现在一半以上的县不能够按时足额的发工资。我去陕北的一个县，住在老乡的家里，老乡的姐姐是县里妇女主任，姐夫是县委的组织部长，但是两口子却摆一个小摊到市场卖，为什么？因为单位经常发不出工资。而镇一级债务，国家原来统计是20亿，现在公布是50000亿。村庄这一层50万左右的债务是太平常不过了。所以，总体算起来可能也要3、4千亿，所不同的是乡镇欠的是银行的钱，村庄欠的是高利贷。将来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基本被掏空。这是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随着资源配制体制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变化。
刚才我们讲到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尽管有不同的数字，但是大体上来说，可以这么说，90年代末，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按照不平等的程度分成三等份的话，中国是处在第二等份的最上端，是处于不平等国家当中最不平等的国家。现在是最不平等国家的最低端，属于世界上最不平等的1/3的国家中的最低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鲁志强，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中国的官方的人公开承认中国进入了很不平等国家的行列。但是这里就有一些因素了，就是说这个城乡的问题，实际上城乡的问题，我觉得要改变一个看法，城乡问题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好像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城乡问题各国有，只不过中国重一些而已。但我可以果断地说，这不对。中国城乡问题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整个世界相当于1.5倍，而中国呢？国务院现在发展研究中心的数字是4.5倍，我问了一个中国最先搞统计数字的人，他说是6倍。然后有一次我讲这个数字的时候，吴敬琏先生说，我作的一个研究就是说福利也考虑进去，中国城乡的差距大体上是5.9倍多。有这个说法，在非洲有没有一个现在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城乡差距会比中国大，我不敢说，但是中国只要能随口叫出名字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城乡差距比我们国家大。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就在我们不知道名字的那个非洲的小国家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差距。世界上城乡差距处于第二位的叫莫桑比克，但是它也没有这么严重。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城乡差距如果在世界上排名的话，比排在第二位的都高1倍。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卡在这儿。
有一个统计，叫中国的贫富差距，大约40％是由于城乡的差距造成的。基于这个最基本的背景，现在就是一个两极化的趋势。我的一个朋友叫李强，80年代的时候，我们80年代的时候是不敢说，不让说；90年代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希望中产阶层。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能够保证经济进入消费品耐用时代；政治上稳定，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他是一个肚子很大的社会。到最后，他没有话说了，这个社会仍然是两极的社会。现在国外有一些学者在讲风险社会，这个两极社会和风险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前几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是，只有经济学家对这个进行研究，很少有社会学家去关注亚洲金融风暴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我们看这个经济风险对社会损害的程度是有非常重要的差异的。曼谷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损害比较大的，曼谷的社会结构带有很强的特点。两极社会同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它一方面是一个两极的社会，但是在这个两极的大格局之下，它又是一个分化得很细的社会，社会在不断的分化。比如说80年代讲知识分子，意味着知识分子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到了90年代不准讲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内部已经高度分化了。内部搞知识产业、搞基层建设都是知识分子。然后在学校和在企业的不一样，在学校里不同的科系都不一样。还有工人阶级，现在也分化了。在工人的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什么国有企业的工人、民营企业的工人等等。不加上修饰词就不是一个部分东西。农民也是一样，一讲他的实际状况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你得加上沿海地区的农民，种地的农民，打工的农民等等。所以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个群体，已经在内部进一步分化，这个是资源配制发展变化的情况下的最基本的社会格局。第三点，这种社会结构，就是现在正在出现的定型化的趋势。前面我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