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第2页
的问题，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数是产权的问题。我们反驳说产权问题是重要的，现在决不不仅仅是产权问题。现在的不景气，或者企业经营不景气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上、民营企业上，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你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卖不出去。现在我在大街还经常看到跳楼价，出血价、开天价，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我记得我在人民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个女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在早市上买了一条裙子，15块钱，质量还好，她说怎么能便宜到这样，论布料也不够布料钱，论工钱，也不够工钱，这个东西怎么能便宜到这样。我不知道广州的市民是什么感觉，1997年、1998年、1999年这段时间我把它叫做高增长下的普遍萧条感。特别是一部分市民，开始产生过紧日子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到了前后时候，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就能够看到了。是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年年下降之后，第一次出现反弹，gdp增长达到8％，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但这一年，我们看一看社会的状况，在gdp8％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利。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出现恶化就业的问题没有好转，社会治安的问题没有好转，还在恶化。
这和我们80年代不一样。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逻辑，经济每增长一步，社会的状况就会随之好转，由此我们可以理解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当时只有一个经济政策就行了；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这一天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自然的好转。这可以理解中央为什么对社会政策这一块给予相当的重视，就是因为现在需要一个独立的政策。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自然的状况好转，需要有一个办法长它好转。怎么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怎么转化为社会进步的现实的问题。最近这几年，从上到下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政策，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然后，再往前都就觉得问题还不仅如此。到了、经济增加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分析家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每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增长和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办法中经济增长中受益。
这个其实只要算一下数字就可以算出来，我们现在8％-9％的经济增长，我们社会当中至少2/3的人从中几乎得不到好处，这一点不夸张。你把除了一部分农民会受益外，大部分农民无法从中受益，你把他从中去掉；城市中下岗的人你把他去掉，这个经济增长和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多数人已经不是这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外一面来说，如果没有每年8％-9％的增长，很可能社会的状况要恶化，大多数人的状况会恶化。从这里我们看到很大地方、政府两难的现象。我也一次和一个区区长的聊天，他好象心事重重的，他说你现在给我说什么我都没兴趣，我只有一条，把几个千万的招商引资完成，要不我的区长当不成了。我们看到各级政府为了保证8％、9％的增长，都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这里了。政府正确应该搞政治，不是搞经济建设，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把精力放在这儿，不维持8％、9％，很可能农民的状况就会恶化，失业下岗的人数就会增加，地方政府也是处于一个很两难的状况。你把精力在放经济上，虽然经济增长上去了，但对大多数人没有好处。你不放在上边，社会的状况会恶化。从刚才我们说，微观不好宏观好一直到这一块我们叫经济增长的悖论恩，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回头后去看所谓微观不好宏观好，不仅仅是部分统计数字的问题，它真正的问题在从微观不好宏观好那开始到高速增长下的大萧条，最后到经济增长的悖论。它表明我们在进入90年代以来的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一系列新的逻辑在生成。刚才所说这样的一些变化都是新的逻辑的表现，我们说90年代以来或者说90年代中期以来，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切的说真正的变化是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这是不合适的。很模糊的说，我们看到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的新的社会。我们讲的第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的到了。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变化发生的背景或者说在背景当中用哪些因素对它起了作用，或者说在什么的背景下形成了这个新的社会，然后在这个背景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个背景当中，我特别强调的是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有我们平时关注得比较多的，也有我们平时关注比较少的，甚至是完全忽略了。对我们关注的比较多，我们讲清楚一些。在背景中，起码有三个因素起了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生活必需品大家知道是柴米油盐，我们生产中必需的东西。在生活必需品时代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主要是围绕这些东西来进行的；耐用消费品大家都知道是房子、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而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就是整个生产和消费主要围绕耐用消费品来进行的。这个变化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事大家太习以为常了，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也就忽视了它对中国社会最近这些年来的变化起的非常多作用。我们好好的在生产必需品时代为什么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呢？我们很可能因为忽略这个问题，而不能对其他的问题产生一个正确的了解。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们这个社会起码有7到8年的时间，它叫做内需不足，市场疲软。最近这几年我们很多问题出这上面。辛辛苦苦9％、8％，大家知道你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样的经济增长？40％的固定资产的投资，37％将近40％的进出口增长，还不能达到7.8、7.9％。为什么？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因素。但经济学研究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问题包括报纸上的文章，估计不下十万篇。但中国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就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这里没有一篇说清楚的。为什么这就在于忽略了这个背景。刚才我们讲为什么这个背景会被忽略，因为他太普通、太司空见惯、太不足为奇、太理所当然，没当一回事，但它非常的重要。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过去我们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我们一个基本的感觉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过去为柴米油盐而奔忙，现在为房子汽车，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没错，从个人来说一点问题就没有。但是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上来说，要完成这个一般转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西方发生一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小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上海都受到了影响。30年代经济大萧条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说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资产过剩危机。这个解释对不对，对，但等于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在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危机，你不是说是周期性吗？30年代后到现代又六七十年过去了，你不是说他是周期性吗？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像30年代大萧条那种经济危机？怎么就这一次？现在回过头去看，问题已经很清楚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西方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要转过去。但是，转不过去就跟我们今年一模一样。当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把牛奶倒到沟里去，前几天我们的河北就牛奶卖不出去了，倒掉了，和当年一模一样。当时，美国30年代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现在的基本差不多。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转型转不过，于是爆发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经济大萧条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然后很快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创造了新的需求，促使社会完成了转折。
我们回过头来看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爆之间干了什么，可以说就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完成了从生产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这个消费时代的转型之所以这么难，就是因为你要完成从这个消费形态相适应的消费模型向那个消费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转移。你在不同的消费时代的时代模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回家，菜也齐了，锅也烧上的油也热了，准备下锅了。一看一点酱油没有，你做菜不放酱油就不好吃。怎么办？这时候你用不着太多的思考，你口袋有那钱就毫不犹豫地去买，就是你没有钱你也得去买。为什么？没有酱油不好吃，如果是盐的话就更得去买了。所以这个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有几个特点，数量多但单价低，而且价格是没有弹性。
如果要买一栋房子的话，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它首先数量少，单价高，买房子，你不但要用你现在挣的钱，就是现金，还要用你以前挣的钱，甚至还要用你将来挣的钱，就是按揭。然而，你怎么买这一套房子，可能还有一系列的选择，是买别墅呢，还是买公寓呢？买公寓是买两间的呢，还是买三间的呢？是买市区的呢，还是买郊区的呢？是买新房呢，还是买二手的呢？是现在买呢，还是过一段再买呢？是全额付款呢，还是按揭呢？你会有这么一系列的选择。但是选择怎么做就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你必须要有特定的制度背景。比如说，你搞按揭，交了首付之后还要按揭20年，一个月交5000，大家想想，这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吗？你自己做不了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你必须得依靠制度才能做这个决定，起码要看你自己的就业状况如何，收入水平是如何，你必须有一个预期。但是这个预期仅仅靠你自己是不行的，你还得考虑你的就业环境是什么样的，你说我坐轮椅，我可以让轮椅倒着走，别人做不到但是你能够做到，但是你还得有市场，你得根据市场的状况去判断。所以和耐用消费品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结构的调节。他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结构相调节呢？你看看30年代西方在经济大萧条当中干什么你就知道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大家更多的知道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等等，其实有几点大家平时很少注意到，就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这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西方国家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我们一说到社会保障、说到福利国家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时候应当搞社会保障，什么时候应当搞社会福利？那总得说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的钱都多到花不出去的情况下就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大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