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素材：写作素材专辑(126)
、用犁耕田已是落伍
据《世界科学》第10期报道，现在传统的农业观念已发生变化，用犁耕地成了农民落伍的象征。过去认为犁地能使土壤通气，帮助沤烂杂草和庄稼残余，用做肥料。但现在认为犁地也会损坏土壤的肥力，增加土壤的侵蚀。今天数以百万计的拉丁美洲人不再用犁，而三分之一的阿根廷人也不再犁地。相反他们靠种植冬季作物，如黑麦、或使用生物降解除草剂来消灭杂草。这样农民便能在短期内获得收益，减少投入、肥沃土壤、提高产量和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不用犁翻耕土地在总体上也是有益于地球生态的。因为未翻耕的土地可以紧紧控制住碳，否则当有机物腐烂时碳就会跑到空中形成二氧化碳，如果一公顷土地不耕地，则每年可以吸收一吨碳。这样可以使土地成为一种扼制全球变暖的关键要素。
、公民素质有赖制度养成
《开放时代》第4期刊登经济学家王则柯的文章说，公民的素质有赖制度来养成。1997年，北京市商业局组织了2万把应急雨伞在各大商场为市民提供方便。这个事情本来很好，过去也有这样的做法，但是需要押金。但是那时候“文明伞”被提升到“考验居民素质”的高度，主办者的想法和舆论都一边倒，觉得这是考验和收获首都居民素质的时候了。后来统计，2万把应急雨伞从初夏开始投放，到秋天统计时还剩3千余把了，总回收率为17%。有媒体刊文说，北京人的素质怎么那么低。我认为，“文明伞”活动的制度安排是有问题的。收取押金提供应急伞的安排本来很好，一定要不设押金来体现居民的高素质，是中国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治的士大夫情结的反映。
我不是笼统地说发达国家居民素质就一定好。前几年美国一部运钞车翻了，钱也被人抢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有些人在内地行为非常糟糕，如随地吐痰，但是他的脚一迈过罗湖桥就不这样了，这是素质的变化吗？
、缺处知足
书法家龚望先生生前曾送笔者一横幅书法，上书“缺处知足”四字。
曾有一篇文章专谈人的遗憾，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遗憾。人的某种意愿某种抱负没有实现，自然而然会遗憾。说得再直白一些，遗憾就是缺憾，就是人生的缺失、缺处，于是就不满意、不称心乃至惋惜。
人是很奇怪的，本来有的东西都不算数，惟独盯住那一点点“缺失”不放过。孩子期末考试报告成绩：语文分、数学分、外语分。家长无一例外地盯住那分，盯住那跑掉的分。
都认为健康是最大的快乐，若问健康人:你快乐吗？他会说:最近烦着呐，晋升没挨上，职称差一点，老公回家晚，孩子不上进。其实健康与生活的满足感无关，只有在病情很严重、很痛苦时，才会影响到人的心情，才会感到健康是最幸福的。然而，一旦痊愈哪都好受时，谁也不会为自己的健康永远地快乐下去。
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思路是沿着这么一个方向前进的：有了健康时就想，我年轻多好；有了年轻又想，俊俏苗条多好；有了这些还想，找个白马王子多好……然而，一旦我们有了“缺处”，又出现另一种循进的思路：濒死的人想拥有生命多好，哪怕健康差一些，有了大病时想得小病的多好，得小病想没有病真好，真没病时又想年轻、想漂亮了……
缺处知足是让人面对现状，再作退一步想，让人学会顺其自然，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越是能顺其自然、适应自身的具体情况来生活，就越能够多一些满意，少一些不满意。许多人之所以牢骚满腹、郁闷不快、看哪哪不顺眼，检查一下是否将目光盯在了“缺处”上。“缺处”犹如结痂的伤口，你终日挤掐捏拧揉，它不疼不流血才怪，将眼光从“缺处”挪开，或是以知足的心态对待它，能不“天天都是好日子”吗？
、声音
中国学生不要太乖，胆子应当大一点。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最近在清华大学给予渴望成功的年轻学子这样的建议
社交之所以累，是因为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出自己并不具备的品质。
——青年漫画家钱海燕谈社交之累
最不好玩的游戏是———轮到你上场时，却改变了规则。
——人生往往如此
比时间流失更可怕的是机会的流失，比机会流失更可怕的是梦想和信心的流失。
——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业务主任符赫兰的工作感悟
罪与罚之外需要关爱。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女性犯罪问题专家王金玲呼吁“赋权予妇女”，让她们明确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以及受到伤害后该怎样寻求法律的援助
红楼是石头缘；断桥是蛇缘；聊斋是狐缘；梁祝是蝶缘；西厢是白衣缘。
——人生怎能无缘
上联：情已欠费，爱已停机，缘分不在服务区
下联：思无应答，想也占线，感情不能再充电
横批：爱若移动，心无联通
——网上流传的一则妙联
缘分是会计原则，暗恋是坏账损失，爱情是无形资产，吵架是坏账账簿，错爱是高估净利，寂寞是累计折旧，分手是结账分成。
——刊登于网易社区的“恋爱会计学”
、土地
沙漠中找不到水，将手帕包了饼干埋入深土，饼干吸取土里的水分，救了干渴者的命。人，一切向土地吸取！
大杂院无处泼脏水，挖个渗水坑，倒吧，脏水都渗入土里，土地容忍一切！
江南三月柳岸，母亲的慈颜；戈壁滩浩瀚汪洋，母亲的胸膛。我画了一幅原野山岭，题名《母亲》，有人以为弄错了画名，没错，怎能错认母亲。
太阳的温暖总被人歌颂，我登上高高的雪峰，更近太阳，却十分寒冷，离土地太远了！吐鲁番的烈日难熬，人们躲进地窖，土地深处好！
人民诞生于土地，儿子像母亲，人民似土地。
海外的游子，随身带着一包祖国的土，多少朝暮，打开泥土，聊寄相思苦！
、完美的缺陷
超市新购进一批高档杯子，样式新颖，色调匀称，经理相信它们一定能成为抢手货。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光顾那批杯子的顾客很多，但真正购买的却很少。
经理百思不得其解，就去求教一位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拿起杯子，细细审视一番，便叫经理马上派人把杯子上的盖子全部取走，但杯子仍放在柜台上原价出售。“这批杯子，杯身设计新颖、做工精细，但是，盖子却很大众化，有种虎头蛇尾的缺陷。顾客想买下杯子，却总觉得吃了亏，如果盖子一去，它们便成为了一批完美的杯子。”
10天后，这批杯子被抢购一空。
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不是来自对“美”的追求，而是根源于对“完美”的追求。由于刻意追求完美，我们不能容忍缺陷的存在，结果，经常一点小小的缺陷，就可以遮蔽在我们审美的眼睛，使目光滞留在缺陷上，因而错过许多美好的东西。
、天下最难写的字
鲁迅说过汉字是天下最难认最难写的文字。不仅外国人把与汉字打交道当作“天下第一难”，就连中国人也无一人敢说把汉字都认全了写好了。那么在汉字里最难写的字是什么呢？有书法家认为是笔画最多的字，也有书法家认为是笔画最少的字。众多书法家的见解可谓见仁见智。
清朝大学士李鸿章虽然不是书法大家，但他对写字却另有一番高论，认为“天下最难写的字是自己的名字”。他所说的难，并非难在名字的笔画多少，而是难在名字的分量太重。
分量者，责任也。李鸿章身为中堂大人，兼任洋务大臣和直隶总督，是清政府的栋梁之材。他的名字在“姓私”时代表自己，在“姓公”时却代表总督乃至朝廷和皇上，其分量何止千钧？他的鼎鼎大名一签，不仅意味着几万万两白银“付之东（西）流”，还意味着主权丧失、领土分割和民心背离、国家衰亡……可想而知，李鸿章在那些“卖国条约”上签字时，绝不会“下笔如有神”。
、母亲的名字
有一个弱智的女孩离家出走，天黑下来后认不出回家的路。正在大街上徘徊，被两名巡警发现，带回了派出所。两人详细地询问女孩的情况。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你出来干什么？”
“你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在什么地方？有联系电话吗？”
对于这些问题，女孩子一概不知，她只茫然地摇头。
警察很无奈，其中一人不抱希望地问道：“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王晓英。”女孩子不假思索地回答。
警察大喜，立即到户籍室查询。结果该区叫王晓英的13位中年女性在半个小时内全部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当然，女孩的妈妈在内。其时，这位妈妈正心急如焚，痛哭流涕。
10分钟后妈妈赶到了，见到离开她12个小时的女儿。女儿扑在妈妈怀里，娇声细语地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名字！”说这话时，全然不像个弱智的孩子。妈妈搂紧女儿，扑簌簌泪落了一脸。
天下所有的游子啊，请牢记母亲的名字，因为记住了母亲的名字就记住了回家的路。
、一次小测验
研究生第一学期开的课绝大部分是英语课，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西方文化与口语课。不仅因为是外教授课，更主要是为我们比较东西方两种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星期二，新学期的第一次西方文化与口语课，一个60多岁样子的光头老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了教室。他说这节课首先是大家彼此相互认识，然后大家选择一些日后讨论的topic（话题），最后出个小小的测试题。topic选择了很多，最终敲定了十几个。这时老师不紧不慢地说：小测试很简单，题目就是：“假若你去耶鲁留学，你需要带些什么？”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等我们把各自想要带的东西列出一个清单后，老师已经在黑板上写出了七八个“必需品”，如中国药品、电话本、家庭照片、国旗……而同学们列出的各种各样，最多的列了45种，最少的也有16种。老师看完大家开的“处方”后，似乎并没有丝毫的高兴，反而从眼神里透露出丝丝不满。随后他指着黑板上他所列的必需品问了10个同学，手机、手提电脑及金钱等频频入选，惟独国旗“落选”，他震惊地站在讲台上耸耸肩说：“noboby choose the china－flag（没有一个人选择国旗）”。
台下一片寂静无声，终于，寂静被刺耳的下课铃声打破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陷入了一种沉思，因为我也没有选择带上国旗。
、受批评最多的作曲家
在音乐史上，伟大的作曲家如群星璀璨，而高水平的音乐批评家却不多。许多批评家水平不高，但语言却非常刻薄。曾经有一位细心人，把西方报刊上常用音乐批评词语收集了起来，一一编了号码，共有三十多条。如：1、不自然；2、装腔作势；3、过分勉强；4、造作地；5、装模作样；6、内容含义不足；7、乐思贫乏；8、缺少独创性；9、杂乱无章；10、反复无常……等等。
人们用这些批评一一对照了当时的作曲家，结果是：贝多芬的作品得到的批评最多，据说，那36条批评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