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心得
老一代中国人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指政治解放），他们有最爱讲的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新一代中国人说“邓小平带领我们奔小康”（指经济解放），他们也有一句话：“只有市场经济能够救中国”。究竟谁说得对？
上述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能从胡锦涛同志在今年7月中央党校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中获得精辟完整的答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中国今天的发展局面。中央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概念，可以把中国几代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已经充分享受改革成果的中国主流阶层很多人永远不忘邓小平。但是，很多人“牢记”的邓小平却并不是完整的邓小平，仅仅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其实，完整的邓小平所一贯坚持的立场和方向，包括许多方面：
坚持改革开放，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视为第一要务。
坚持党的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坚持波浪式脱贫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今天，当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高层以成熟的政治决策和扎实的行动继承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形象时，我们才敢告诉公众：邓小平生前曾经像重视“生产力标准”一样，两次提到改革开放最终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即是否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未了心愿。
，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出现局部方向性失误的关键性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突出。我作为一个从80年代初就一直参与改革开放，但此时却未享受改革成果的普通公民，在所生活的环境里，总有刚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青年人教育我：“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应该对改革开放的成果有任何怀疑。”听起来似乎只有享受改革成果的人，才会真正拥护邓小平。而我知道，今天的社会，包括整整一代人是在“文凭学历出现断层”时，为时势需要所成就的“改革自信”，阔步进入了主流社会，他们可以颂扬改革（包括失误的改革），却未必能真正理解邓小平；他们能够被邓小平开创的新时代所信任，却未必能沿着邓小平理论走下去。面对中国厚重的人文历史和西方市场经济的早期成功接续100多年的教训然后是50多年的成就积累，而想真正搞懂中国的改革，显然，只靠博士学历还差得很远。在当今的社会主流中，“社会主义”（政治头脑）和“市场经济”（经济头脑）相结合的理论及其坚定信仰，许多人还不具备。
明年，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走过30年。30年，是值得大庆的年份。而在“30大庆”将到来的，中国新一代主流阶层最需要回顾30年，最需要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理论问题回顾好、总结好。
作为普通公民，能否有资格写出30年改革开放的学习心得与中国主流阶层共商讨？大家一起抚胸询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真的都懂吗？建设和谐社会的进步主张――我们真的有思想准备吗？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问题。市场容量是决定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第一主因，企业机制改革占居第二位。上个世纪80年代的和以来5年间，gdp的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93年之后的较低增长及其长期经济紧缩――这三个阶段相比较，有两个阶段处在我国市场容量被中央的好政策显著扩大的阶段。第一个，改革从农村起步，亿万农民有了可支配收入，拉动了工业企业的持续高速增长。近5年，各项免税和补贴再次保障了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经济紧缩被打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获得大面积、大幅度增收。而94年到情况正相反，那时中国把经济增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和增加财政赤字上，恰恰这一阶段，忽视了9亿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城市失业群体和贫困群体剧增，就学、医疗、住房三项制度改革又挤压了国民可支配收入，导致全国普通消费市场容量被急剧压缩。此时，再好的体制机制，在没有市场容量的环境中竞争，企业利润既要摊薄，竞争环境也会恶化。
由此想到的经济理论问题是：市场竞争力对应着市场包容量；企业适应市场导向的机制改革对应着政府适应市场规则的职能转变；经济发展对应着环境支撑；资本增长速度对应着资本扩张空间；生产力水平提高对应着社会和谐制度安排。总之，经济发展的主观原动力对应着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动力。年产1000万辆汽车的产能，需要能源来支撑社会保有容量，需要更多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来支撑市场交易容量。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总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市场容量的客观拉动。
当市场需求自然存在着巨大空间时，我们把企业体制机制改革视为经济增量的第一因素；当国际国内同业竞争中的企业需要挤垮对手时，我们把企业竞争实力视为企业生存的第一因素。在立足企业的微观领域，不能否认上述前提条件；而在宏观领域，市场容量则自始至终是gdp增量的第一因素。中国主流阶层都应该想一想：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市场容量才会出现同一时期内的最大容量？
第二，开拓市场容量的基本方向。“共同富裕”、“科技创新”和“外向开拓”是不断扩展中国经济市场容量的三个基本方向。其中，波浪式推进共同富裕创造的市场容量最大。
让最广大民众可支配货币逐年获得增量（即满足最广大民众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可以直接促成市场需求空间得到广阔的横向扩展，使就业率大幅提升。比如：200万元款作为救灾帮困资金发放到2万灾民手中，人均100元。半年之后没有花完100元的人占不到1％。同样200多万元款成为某房地产开发商当年纯收入，一年之后，这位老板用于个人消费50万元（主要是购车等高档消费），其余150多万元均为私人现额积累，而新开发项目资金仍来自信用抵押的银行借贷。可计算出：当200万元财富分别为贫富悬殊的1人和0人所有时，能够实现的购买力比例大致是50︰1992（按一年期），高档商品的购买力比例则是500000︰0。贫富差别过大，是发生经济紧缩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主因，是可以导致最广阔领域普通消费市场停止增长的主因。只有把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指向“共同富裕”，并始终牢记波浪式推进，经济增量的稳健高速才能可持续，市场容量才能被政府自觉扩展。
科技创新是纵向扩展市场需求空间的另一种方向。曾经有过的市场需求空间总会被新市场需求所替代，这是市场空间的历史性扩展。比如：30年前国人以收音机为时髦消费，20年前以电视机为时髦消费，前以电脑为时髦消费，如今以手机电视为时髦消费，等等。电子的发现和利用，给人类开拓了难以计数的电器市场空间（古代却没有这种市场空间）；it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已经创造了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市场份额。科技创造市场需求，表现的是历史阶段性的市场新需求涌现，包含使用价值的更新换代，也包含前所未有的新市场、新需求的出现。科技创造的新市场是挡不住的诱惑。
外向开拓国际市场是第三种方向。
第三，社会主义“比较优势”的确定内涵。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时，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本身不可“以姓资姓社”而论，他说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那么，“市场经济”的含义，应该主要是指依靠价值规律合理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或经济运行制度问题。于是有人说，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就是否认邓小平思想？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是指：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可以把邓小平的话理解为：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能够为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容纳。
这就请同志们注意了！我们这30年，不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在“补市场经济的课”，是在向搞了200多年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学经济，学价值规律，学市场运作手段和市场管理规则。我们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所谓“补资课”，那是曾经20多年的误解（这种误解影响了社会主流阶层的一代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有相对于其他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个优势的最根本之点表现为：它从市场起步的一开始，就把经济运作的基本方向确定在“共同富裕”的总目标上，它从制度的基本层面上保证了中国高速发展经济应所拥有的市场容量，能被政治制度、被执政党主动调节并无限扩大。所以，经济运行制度改革的30年，中国居然能走完发达国家前1所走的市场发展之路。如果90年代几项改革没有出现国资流失和局部方向性失误，目前的局面将会更好。
再看看资本主义制度下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巴尔扎克描述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生产力落后，市场空间大，所以发展很快很好。到了后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基本制度不能保证富裕群体尽快实现波浪式扩大，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时，国内市场需求日益萎缩。制度矛盾，不仅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反复受挫，而且导致武力争夺他国市场的血腥战争此起彼伏。美国经历了长达2的市场经济发展，（1975年）才使中等富裕群体（中产阶级）蜗牛般地缓缓达到30％――至此，后来的美国总统们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执政基础。之前，哪届总统不是坐在“火山口”上当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做到只用美国一半或者更少时间使中等富裕群体超过50％，且用不着以血腥战争抢夺别国市场来实现，而是和平实现。这就是最根本的“比较优势”。经济学领域其他“比较优势”相比这一根本优势，都是次要的。
学界不要一般厌倦“政治经济学”。政治好，经济自然会好。政治差，经济也会一败涂地。你厌倦“政治经济学”，有财团支持的张五常不厌倦，他的“制度经济学”恰恰就是政治经济学。其中许多道理是有益的，但他全面否认前辈的政治经济学则偏激，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也不对。目前中国，没有财团支持的人表达呼声说得再对，声音也没有他的响亮。主流阶层很多人是崇拜他的。
第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长效）竞争机制。构建市场经济首先需要竞争与活力，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活力是从承认利益“差别”开始形成的。这是邓小平伟大的经济学贡献之一（获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够格）。西方经济理论把西方国家的竞争与活力描述的十分美好，却始终没有揭示竞争的原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