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心得第2页
什么。令人惊叹的是邓小平，他只说了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快，中国就出现了至今长盛不衰的竞争机制与创业活力。没有差别就不会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业激情。创建多少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完善，都没有承认差别、保护差别、鼓励正当途径形成差别的效果更突出更明显。我们新制订的《物权法》，就是承认利益差别，保护公民财富差别的法律。差别要长期存在。
如果说“共同富裕”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内涵，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表达的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内涵。两者加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那么，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模式的“中国特色”又是什么？
搞市场经济，尤其是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利益差别长期存在。但是，经济利益差别不可等同于政治权利差别，如果等同，则应冠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团体间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话语权。然而，作为执政党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则应主动均衡和调节各社会阶层的话语权，主动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经济利益差别决不与各阶层话语权、表决权在制度建设上挂钩，是中国执政党应所坚守的政治立场，也是中国比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期起步时，最为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点，党在90年代没有把工作做好。当时，由于改革攻坚任务繁重，多数地方党委并未清晰认识到，中国1不变的根本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民众间的利益差别只是个“先富后富”的竞争制度安排问题，并不代表根本制度。而且，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后富的很多人要为先富的人付出牺牲和代价，实际上先富起来的许多人，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人的牺牲和代价。这种条件下，以先富后富和经济实力来分配话语权和参与权，是悖逆进步社会发展进程的。过去许多年，当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以财富多少论话语权，以实力差别论参政权时，确实忧患着中国根本制度可能要变。今天，读总书记的讲话，这种担忧才消除。
由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作为市场竞争机制（制度）来安排的，那么，民主制度的“中国特色”就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一切靠钱来说话。先富起来的人，在没有产生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觉悟时，他的功劳只是起到了市场竞争的机制作用，可容许他们协商议政，不能容许其代表狭隘的富人利益参政执政。如果某人某利益集团财富多、实力强，即可认定为参政执政条件，那中国就不再可能是改革开放不可逆转，而是两极分化不可逆转。权力的背后完全被财团操纵的黑暗就会笼罩中国；财富加权力，可以无休止膨胀既得利益。人大代表和国家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既要承认差别鼓励竞争并善于保护富人利益，更要争取为更多民众谋利益。总书记为核心的执政集团已经成熟地把握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创造竞争与活力社会的“差别”如果被无限拉大，又会导致竞争丧失，活力消亡。西方世界在经济受挫的无数教训中才明白需要制订《反垄断法》、反《暴利法》。邓小平既懂得市场经济需要差别、竞争和活力，更懂得怎样发扬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和主动避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100多年的弯路。
第五，“初级阶段”的环比定位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承认差别、保护先富、激励竞争的阶段，这是初级阶段的经济状况所决定、所需要的。初级阶段，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主要落后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规则不完善。在运用市场手段发展经济上，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我们的“初级阶段”比西方国家不是所有方面落后，除了市场经济经历不久，综合国力尚且落后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则超越了西方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所经历的漫长演变过程。比如：我国从发展市场经济起步开始，就被邓小平明确：波浪式推进脱贫致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样为着13亿人的福祉所开辟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自然就创造了市场容量可以伴随经济增量和财富积累而不断扩容的经济奇迹。30年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令世界感到心跳和惊讶！
为什么美国会有人提出“谁能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创造的奇迹。依靠“经济学帝国”的理论解释不了，只有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经济学理论才能解释：一个为13亿人的福祉发展市场经济；一个为资本扩张本性建立市场经济。一个以“人”为本，把资本本性用为手段；一个以“资”为本，把人才人性视为手段。一个为了多数人的脱贫致富而引入市场机制；一个为了资本的高速积累而推动市场发达。两种道路，两种思路，可以殊途同归，都能为市场经济的发达做出贡献，区别在于：看谁走的弯路多？看谁的发展模式更健康？看谁能用最快最短时间实现共同富裕？
任何国家的基本制度都挡不住社会进步潮流。西方国家在一次次经历恶性通胀和经济萧条之后，也逐渐懂得要把一部分财富通过二次分配或福利政策转移给穷人，这样可以激活滞涨的经济。在这种被动的扩大市场容量的过程中，西方国家走了100多年的弯路才发展到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即：主张反垄断、反暴利，主张中产阶级群体扩大，主张更人道的社会福利，主张慈善事业惠及和救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如今，说西方社会制度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类似简单比较已经不能所以然了。
但是，有着坚定信念的邓小平看到的时空变迁是：西方国家落后的基本制度挡不住社会进步潮流，这些不合理的基本制度正在发生着渐变。所以，当有记者询问“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会不会改变”时？邓小平回答：“50年不变。”记者追问：“50年以后变不变？”他回答：“50年以后就不用变了。”
他相信：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渐变方向，都要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变，即使开始是从资本本性起步，最终，也都要为多数人的福祉推进和发展市场经济。
第六，价值规律与市场信号的权威性问题。搞市场经济，须从理论到实践重视价值规律或市场信号的权威性。今天，中国主流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市场规律”挂在口上，写在文中，用在决策领域里。人们常以“你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的警言相互武装着应所具备的市场头脑。其实，所谓顺应市场规律也就是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市场信号的权威性。但这里，笔者却要指出：价值规律或市场信号在贫富差别悬殊、两极分化的市场条件下，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叛逆的、反科学发展的。比如，中国的房产价格为什么能在无数人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国情下，始终保持居高不下的涨幅局面？因为，再高价格的房产也有不怕贵的人买得起，有高档需求才会有高价市场。当全国每年大约2亿人望房兴叹时，实际上每年只要有万人既期待购房升值，也拥有财力储房，中国的房地产商就能保持良好的成长性。这是一种脱离基本国情和经济基础的“天堂市场”信号。
我们很遗憾，国家发改委今年派出的房产价格调研团队却根据市场信号的权威性，得出了“尊重市场规律，暂缓治理房价”的结论。起初雄心勃勃的宏观调控愿望，为顺应“价值规律”而不了了之。实际上，两极分化的市场应该有制约两极分化的对策。比如，同样用市场手段把“天堂市场”助推到更高的天堂中去――那里有嫦娥还要再买一座“广寒宫”，那里有王母娘娘需要重建“新瑶池”，炒作空间很大。也就是说：鼓励和允许非经济适用房大幅度涨价，同时针对非经济适用房赋加重税，任其圈住部分人去快乐演绎“天堂价格”；把税收增加部分补贴给愿意造低价房薄利多销的开发商。这样在天堂演绎“天价”，对“人间”多少还有贡献，且悖逆国情的市场信号也会减弱。而最怕的是，不做市场区分的房产加税，弄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我国的市场经济将在很长时期内要同时关注和区分两种市场。一是“天堂市场”，二是“百姓市场”。把“天堂市场”用为手段，把“百姓市场”视为根本。希望发改委在至少20年内采纳“两种市场”的构想，把宏观调控做得更好。
第七，“资本效用决定论”的几个观点。资本效用决定论，是我提出的观点。当时因这一观点的提出，被经济学博士视为“没有经济学常识”的人。我知道，当时社会主流学者们都在埋头论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因为驳马克思很难的，驳得头晕时自然会把“资本效用”问题与“价值效用”问题混同起来，以为是我缺少常识，把基本概念搞错了。
我没错。我提出的“资本效用”是对应“资本数量”占有权的概念，是属于所有制多元化领域中的理论问题，不是劳动价值方面的问题。我是针对怎样正确理解邓小平为什么提出企业资本占有方式不可以“姓资姓社”而论的思想提出的新理论。，我把上述理论问题写成《资本效用所有权理论纲要》，挂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主要包含如下观点：
1．资本效用包括自然资本效用、自由资本效用和制度资本效用三种效用内涵。2．资本效用包括“以资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基本的资本效用方向。．西方世界传统的资本占有方式，是把资本数量占有与资本效用权占有，合二为一的。这样的私有制正是马克思痛击的私人占有制，它听命马克思敲响的“丧钟”，已经在西方世界基本死亡。代之而起的是资本数量占有权与资本效用所有权被分离，前者为私人占有，而资本效用所有权则被分置为国家、人民和个人三者所有。．美国改变“资本效用完全私人权属”的状态，是通过建立健全资本效用制度，即完善市场经济规则来实现的。属于资本效用所有权被分置的经济制度很多，主要包括：私人资本进入领域一部分由国家管控；禁止资本效用本性无度扩张（反垄断制度、反暴利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使资本效用在“资本”与“人本”之间优先实现对公众负责、对环境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员工负责，即追求“文明利润的最大化”。等等。．资本的本性是没有道德的。资本数量权属与资本效用权属若被分离和分置管理，资本就是“万福之源”，反之，则是“万恶之源”。如今的西方国家，与马克思痛击的“血腥资本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主因就是资本数量权属和资本效用权属已经被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