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村支部书记的心得体会
办事情要从农村农民实际出发
现在大家基本公认，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笔者长期在基层工作，曾经先后兼任过三个村的支部书记，下面就如何组织农民问题，谈点自己的体会和思考。
先讲三件小事：1、94年5月中旬，我到乡百合村兼任村支部书记，该村是个瘫痪村，因与邻村闹土地官司，人心涣散，治安混乱。当时正是农民点花生和种西瓜的季节，由于天气持续干旱无雨，农民花生点种不上，种西瓜都是用桶拉水，村里的电也停了好长时间，农民累一天，还得摸黑吃饭，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我带领村干部首先疏通了线路，接着解决水的问题。我召开村组干部会问大家怎么办，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打井。时不我待，联系打井队，分组召开群众大会，村组干部忙乎起来，短短十天时间三个组打了37眼塑料管（家民称之为对口抽）井，这些井不仅解了当时群众的燃眉之急，而且在以后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村组干部的威信因此大增，群众见到我对我感谢得不得了，说我们给村里办了件大好事。2、96年我到乡大胖村兼任村支书，当时主要是负责组建两委班子，班子建成后想为群众办点实事，办点啥事呢？在与村民的接触中我了解到群众对村北村西的地很头痛，主要是这些地紧临两条大河，碱性大、湿度大，种啥啥不成，雨水稍大就淹，群众骂之卤孙地。我注意向群众讨教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人说用电厂生产的那种化肥效果不错，有人说北地不知是谁种块水稻长势不错。我直观上感到种水稻是条路，找到该农户经过算帐比较，种水稻效益还真不错，于是我们就号召群众种水稻，二三年后这些地还真的全种上了水稻。3、乡是汴梁西瓜的主产区，西瓜是该乡的支柱产业，全国有名的开封西瓜批发市场就在该乡境内。该乡王庄村委后沙滩村群众，96年自己兑钱聘请外地农民技术员学习温棚育苗和西瓜嫁接技术，仅二三年时间，该村就成了全县有名的西瓜生产先进村，西瓜生产收入大幅度增加，还为我们乡政府连续二三年争得了现场会。
由于我爱好哲学思考，这些成功的经验，加之失败的教训，通过反复比较，使我逐渐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干工作办事情必须照唯辩证法规律办事。所谓规律，实质上就是事物之间的先后顺序和必然联系。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的规律。照此规律办事，事情可自然而成，违背此规律，轻者，难免出现矛盾和问题，重者，超越规律的极限，就会失败。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在百合打井的事。我们在百合成功地组织群众打井，我反复思考的问题是：打了37眼井，乡村没有拿一分钱，都是群众自己拿的钱，干部仅组织组织，群众就那样对我们感恩，而我们有时干的事，就是不让群众拿一分钱，群众不仅不领情，反而骂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当然首先是个态度问题，即是不忘初心想为群众办事，今天我不谈这个问题，我要谈的是，就是真心想为群众办事，如果不照规律办事，也未必能把事情办好，未必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我们为农民群众办事，一定要从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但是，农民群众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有大小之分和高低之别，照辩证法规律办事，就是先满足小需要，再满足大需要，先满足低层次需要，再满足高层次需要，就是先急后缓。我们组织百合群众打井，所以能把群众组织起来，所以能赢得群众的心，就是因为我们急群众所急，干群众所需。群众当时最急的事就是如何保住西瓜苗，如何点上花生，因为季节不等人啊！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当时没有比这个事更急的事了，解决了这个事，就是为农民解燃眉之急。所以我们的号召不仅很快得到了群众响应，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假如说我们当时办的事，不是组织群众打井，而是组织群众挖河、垫路或搞高科技农业结构调整，很可能是干部累的不轻，农民不领情，事情最后反而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深深感到，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是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农民摆脱弱势地位的关键，是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关键，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一定要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深入农民群众，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这样帮助农民，才是把痒挠到了正地方，农民才高兴，才会跟我们走。当领导的都希望能一呼百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唯有顺民心、合民意，干群众所需，才能有这样的效果。有时农民的需要可能很小、很土、很低、很简单，身处上层的领导往往看不起农民的这些需要，认为这些需要是早已过时的东西，是落后的东西。其实，辩证法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小事、低级阶段的事和简单的事都是事物运动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首先满足农民的这些需要，大的、洋的、高级的需要才容易实现。否则，小的需要、低层次的需要还没有满足，就硬向农民注入大的、高级的东西，就很可能败事。我常想，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热心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到乡村搞试验，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农民的响应，而毛主席领导搞的土地革命却让农民自愿捐粮卖命，组成一个铜墙铁壁，还不是因为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需要？现在我们组织农民办工业、搞高科技农业，农民都不积极响应，我们总是埋怨农民没文化、素质低，组织纪律观念差，而很少考虑我们干的事是否符合农民需要。农业、农村、农民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从这个实际出发去定目标干事情，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还拿打井这个事来说，群众打的是塑料管井，上级实际上并不主张打这种井，认为这种井档次低（也许还有其它科学上的原因）。现在看来，这种井最符合生产责任制和农民的资金情况，最符合农民的需要。如果我们当时组织打标准化的石管井，很可能就组织不起来，因为农民不仅资金上有问题，而且石管井管的面积大，打在谁的地里也成问题。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解群众的燃眉之急。现在我们那个地方遍地打的都是这种井，这表明这种井符合当地农民的实际情况。通过打井这件事我还认识到，为群众办实事，干部的牵头组织很重要。当时我问农民，你们既然这么需要打井，为什么不自己打呢？他们回答说，我自己出钱打一眼井，你不叫谁用呀？不叫谁用得罪谁，叫用吧，自己掏钱打的井叫别人用，实在有点肚痛。你看，农民就是这么一个觉悟水平，我们作决策办事情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毛主席总结大跃进的失误时有一段话，他说：“一定要每时每刻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这段话同样适合于今天，我感觉甚至就是对今天的人们说的。我们在农村组织农民搞这事搞那事失败的原因，难道不就是因为违背了这两条吗？今天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资金技术情况，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其次，分折在大胖栽种水稻的事。从现代农业的观点来看，栽种水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有些地方，水稻还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对象，但是大胖村那些地里栽种水稻，农民由原来的不收变成收，由原来的少收入，变成了多收入，农民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因而他们就拥护干部，听干部的号召。农民有了收入，有了积累，再发展高级的东西也就有了基础，这就叫有低到高。从大胖栽种水稻这件小事来看，我们还领悟到，作决策办事情一定要遵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规律。当时改种水稻我们只是在广播上宣传宣传，宣传那个典型农户的收入情况，帮助农民进行效益分析，并没有逼迫农民一下子都改种水稻。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一看种水稻还真行，大家就很快都跟了上来。当领导的有没有水平，水平高低，能不能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就看你有没有眼光发现群众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能发现这种东西，就能一呼百诺，就叫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常讲的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体现的正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规律。作为对比，我们不妨举一个失败的例子，可以说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比比皆是。还是在时，春季党委政府决定沿郑（郑州）汴（开封）路两侧在高砦村北地搞万亩经济林基地，当时领导可能想，一下子搞成这么一个基地，对调整农业结构，对改善郑汴路两侧的生态环境都有很大作用。可是实施时群众积极性不高，有些农户根本不同意，镇政府（此时乡已改为镇）只好从购苗、栽植到浇水的各个环节都包揽下来，组织镇村干部自己动手。由于规模太大，栽的质量很低，还由于精力和财力上的原因，浇水不及时也不充足，管理跟不上，结果成活率不到10%，活下来的几颗树后来群众也都拔掉移裁到家里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按此规律办事，就容易取得成功，违背此规律，就可能导致失败。总结经验，一定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既要看到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到失败的教训，这样才容易看清规律。我曾思考镇的农民裁种葡萄的事，都是同样的土质，都是同样的环境，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却失败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比较思考的结果是：成功的农户主要是因为应该（由规律所决定）做的事做足做够了，而失败的农户主要是因为应该做的事没有做足做够，总是懒省事造成的。一个人想干成大事，想干成高级的事，一定要把小事低级阶段的事干足干够，并富有成效。这些富有成效的小事，只要干足干够，干到一定程度了，经济也好，党群干群关系也好，就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胡锦涛同志讲，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当然首先是个态度问题，但我是从量变质变规律理解的。
最后，分析后沙滩村学西瓜嫁接技术这件事。说实话，在这件事上，当时乡政府并没有掏钱帮群众什么，倒是群众为乡政府争得了不少荣誉，对此，村里的几个能人颇有微言。我想，如果当时乡政府能拿钱帮助群众聘请技术员，我们不但能有效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学习这一技术，而且会提高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农民就不会说风凉话了。西瓜是乡的主导产业，大多数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一季瓜上，秋后算帐，他们先把明年种瓜的钱存起来，进入冬闲季节，男女老幼齐上阵，有的拉沙垫地压淤、压碱改造土地，一车一车地拉，硬是把整个的一块地抬高了许多，还有的是深翻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