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第2页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应该承认，《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交通事故责任原则的确定，符合各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因为该条本身的缺陷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缺乏，使该规定在实践中遇到了一定障碍，应当予以改进。
1、免责、减责条件规定不合理。该条规定把“非机动车、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作为机动车一方减轻责任的法定理由，这与侵权行为法的要求不符，也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立法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因而在免责或者减责上具有特定要求。一般认为，受害人故意是行为人免责的事由，受害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是行为人减责事由，受害人轻微过失不能减责理由，而该条并未针对受害人不同程度过失情况分别作出规定。另外，只有在受害人过失与发生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行为人抗辩的理由。受害人即使有过失，但该过失与发生交通事故没有关系，也不能成为机动车一方的免责或者减责理由。因此，该条第一款第二项宜改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造成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2、配套制度缺乏。从人类理性来讲，要求无过错者承担责任毕竟违背社会道德观念。因此，各国法律在要求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同时，也都通过相应制度设计确保责任者把责任部分分散或转嫁。可以说，社会保险制度既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的社会条件，也是该原则发挥其补偿功能的根本保证。社会保险，特别是各种形式的责任保险，其目的在于将个人所受损害分散给社会。但是在我国现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践中，保险人通过约定免除了在机动车方无责任的情况下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机动车一方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无过错责任后，却没有办法得到保险人的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建议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禁止保险人以机动车方无责而免除保险责任。至于保险人保险风险增加，可以通过提高保费形式予以补偿。
3、保险金额确定方式不科学。按照该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与投保人大都约定具体数额作为保险金额。此种约定并不科学，其一，如果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远大于与保险金额，而保险公司只需按照保险金额赔偿，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能实现分散个别风险的目的；其二，如果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小于保险金额，保险人完全赔偿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而对于机动车方无任何触动，不利于督促机动车方遵守交通规则。因此，立法可以规定保险金额的确定方法，如按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一定比例来确定保险金额，而禁止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具体数额。
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过于概念化，《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制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现行的“三者险”是“商业三者险”还是“强制三者险”。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5月1日起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5月1日中国保监会已经因保险公司风险提高而对车辆保险的费率做了调整，其中必须购买的第三者责任险上调了10%。但因“强制三者险”具体的保险内容和赔付办法等，国家至今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先前推出的第三者责任险其实是“商业三者险”，与交通安全法规定必须购买的“强制三者险”性质不同，统一的强制三者险制度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根据国家保监会的统计，目前，我国有24个省市先后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保险，如安徽省人民币政府于1994年2月3日发布了《安徽省机动车辆、船舶法定保险暂行规定》，对安徽省内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因此，笔者认为，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出台前，对已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省市应认定“三者险”为“强制三者险”。
（二）、受害人是否可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
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持否定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是人身损害赔偿，保险责任赔偿是合同纠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立法本意是要保险公司提前支付保险金及时理赔，并未将其作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如果将保险公司作为此类事故赔偿责任的被告，那大量的因责任保险而产生的纠纷将涌向法院，保险公司将有打不完的诉讼官司。为此，受害人不能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另一种是持肯定观点，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赋予了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即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赔偿。因为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此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在发生第三者险时，可以直接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进行赔偿。《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也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当被保险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赔偿金，事故的受害人取得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公司有义务直接对受害人给付赔偿金。当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的赔付过程中与受害人发生争议时受害人是可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的。笔者对此是持肯定观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自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婺民一初第2281号民事案件的审理，开创了判决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责任的先河后，各地又有一些法院作出了类似的判决，如11月4日人民法院报第四版报道的《平阳审结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也是判决由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
（三）、法院是否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
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受害方开始对事故车辆的责任保险是否订立、与哪个保险公司订立，保险限额是多少都不清楚，所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的并不多见，一般都以机动车一方为被告，常在诉讼中查明事故车辆订立了第三者责任险，为此，法院是否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呢？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1）在发生第三者险时，直接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进行赔偿是法律规定的；（2）《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五条、七十六条对保险公司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是法定义务；（3）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范围”是案件审理必须查明的事实，是计算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数额的前提；（4）保险公司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常常与当事人发生争议，出现拒赔或少赔的现象，让保险公司参加到诉讼中来，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审判。因此，法院可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
三、当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存在的法律冲突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诉讼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在适用中存在着相关法律冲突也是无法回避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难以操作性：
（一）、实体上的冲突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根据该条款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即使对方负全部事故责任，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就是说，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依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负的责任大小确定，并不能说只要不超出保险责任限额，保险人就应当全额赔偿第三者。对于肇事车辆不负责任的事故，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就不应负赔偿责任。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定的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与《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应承担的具体的理赔限额是不一致的。这一法律冲突如何适用急需解决。
（二）、程序上的冲突
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按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是由承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而按《保险法》以及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是根据公安机关处理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及调解协议或法院的调解、判决文书来确定理赔金额的，即司法机关处理在前，保险赔付在后，二者程序截然相反。由于该程序上的冲突，导致大量的案件无法先行解决，酿成纠纷，诉至法院。
四、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民事审判相关问题
《道路交通安全法》已于5月1日起施行，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施行，对民事审判作出巨大贡献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废止。由于新旧法律法规的取舍，使道路交通事故民事审判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一）、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除起诉状外，还应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法发［1992］29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作出的这一规定实际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作为了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其作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一个配套通知，在《办法》废止后，应当同时失效。《道路交通安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