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英国议会发言稿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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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这些工作，因为我们不仅仅相信国家的权利，而且相信公民的权利。这是一盏指路明灯，曾经指引我们打击法西斯主义，指引我们与共产主义进行最后的搏斗。今天，这个信念正在中东和北非接受考验。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人们动员起来，要求摆脱铁碗统治。虽然这些要求变革的运动只有六个月之久，但我们曾亲眼目睹他们的声势——从东欧到美洲；从南非到东南亚。
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并非易事。这些革命需要多年才能取得结果，过程中将会遇到艰辛险阻。权力的割舍极少不经过斗争，在具有部落和宗派分裂的地区更是如此。我们也知道，民粹主义可能发生危险的转化──从利用民主来否决少数族群权利的极端主义，到20世纪在这块大陆上留下许多伤痕的民族主义。
可是不要误解：我们过去和当前在德黑兰（tehran）、突尼斯（tunis）和解放广场（tahrirsquare）看到的景象，是人民渴望我们在自己家园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样自由。它反驳了认为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人民不需要自由或者需要将民主强加于他们的观点，也驳斥了“基地”组织扼杀个人权利、使人们永远深陷贫穷和暴力的世界观。这一点不容置疑：美国和英国坚定地站在渴望自由者的旁边。
现在我们必须将言词化为行动。这意味着为正在转向民主的国家的未来做出投资，从突尼西斯和埃及开始──通过加深贸易与商业的纽带；通过帮助他们证明自由会带来繁荣。这也意味着支持普世权利──通过制裁实施压制的人、强化公民社会，以及支持少数族群的权利。
我们这样做时深知，西方世界必须克服中东和北非许多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源于艰难的历史。多年来，我们一再面临那些听到我们拥护自由但他们无法享受自由的人指责我们虚伪。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坦然承认，我们对该地区具有持久的利益──与或许不总是十分理想的伙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世界能源供应受到干扰。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表明，我们认为那种只能在自身的利益和理想之间，在稳定和民主之间作出选择的观点是谬误的。因为我们的理想主义是基于历史的真情──镇压只会提供稳定的假象；公民自由的社会更为成功；民主体制是我们最密切的同盟。
正是这种真理指引着我们在利比亚的行动。在利比亚实施镇压之初我们本可轻易地说，此事与我们无关，一国的主权比其境内公民遭到屠杀来得重要。一些人确实信从这种论点。可是我们不然。我们接受更广泛的责任。虽然我们无法制止每一种不义，但是有些情况要求我们不能谨小慎微──当一个领导人扬言屠杀自己的人民，国际社会在呼吁采取行动之时。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制止了利比亚的大屠杀。在利比亚的人民受到保护、暴政的阴影消散之前，我们不会松懈。
我们会以虚怀继续前进，并且知道我们不可能主导国外的每一种结局。最终，自由必须由人们自己来争取，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但是我们可以，也必须和那些如此奋斗的人站在一起。因为我们一贯相信──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如果其他人的子孙更富足自由，我们自己的子孙也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就是我们的利益和理想。如果我们无法实现那份责任，谁能取而代之？我们将会传下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领导作用──对于人类尊严的事业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且发挥领导作用——怀着对我们的理想的信心以及对今天让我们来到此地的我们人民的品格的信心。
因为我认为有一个最终的特质使美国和英国在这一历史时刻责无旁贷。那就是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定义。
不同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我们不是以种族或族裔来界定公民身份。做美国人或英国人不意味着属于某个团体，而是意味着相信一套理念──个人权利，以及法治。这就是我们两国境内人口如此多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现在有些人相信如果他们来到美国，如果他们来到纽约，如果他们来到伦敦，勤奋工作，就能宣誓效忠我们的国旗，称自己为美国人。也有人相信如果他们来到英国开始新生活，他们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高唱《天佑女王》（godsavethequeen）。
确实，我们的多元化有可能引发矛盾。在我们两国历史上都曾发生过关于移民和同化的激烈争论。但即便有这种可能非常艰难的争论，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百衲而成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这个只会变得越来越小、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我们两个国家的例子表明，人们能够被理想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被差异所分隔；人心可以改变，旧仇能够消除；昔日殖民地的儿女能作为这个伟大议会的成员在这里占有席位；一个曾在英国军队当过厨师的肯尼亚人的孙子能作为美国总统站在你们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马士革和开罗街头的男女青年即使有时不同意我们的政策却仍然在争取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跻身于历史最强大的国家之列，我们两国必须永远牢记：我们影响力的真正来源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我们的军事能力，或我们所拥有的土地。它来源于我们在全世界必须毫不动摇地扞卫的价值观——所有人都被赋予某些无法剥夺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