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第3页
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意识模式》。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其三，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在此情景下，在学术界和政府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波浪段：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干部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为此，国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到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深入到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在农村迈出的步子较大，原因是农村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村民自治的可控性较强。但是自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对村民自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起初有人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权力，引起农村的政治不稳定，这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长期处于试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 日正式通过后，人们仍然存在疑虑，担心乡村民主能走多远。争议的存在促使争议各方都努力从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于已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或证伪对方的观点，这种努力推动着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断深入。
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引发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大大推动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从而创造出以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20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另一伟大成果。
随着农村改革及其“扩展效应”，大大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通览80年代以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化。就学科和各自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纷纷介入，既考察宏观制度，也关注微观社区，既有学理分析，也有实地调查，同前一次高潮时期的研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的特征。但是，由于学术分工传统积累起来的深厚知识和相应的学科壁垒，使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不同学科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因而研究成果往往会带有明显的研究偏好乃至偏差。同时对方法论方面存在着的缺陷也少有明确的自觉和自省。
2.这一时期的研究经历了由政策选择向学理研究的转变。80年代前的农村研究大多属于政策选择，90年代后才进入学理的层次。其原因一是80年代学术界笼罩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学术界的****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问题。认为“学术本土化首先是一个寻找和确立知识‘主体性’的问题，它要求研究者不是盲目地信从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而是以知识社会学的态度分析和洞察所有知识背后潜藏的****。”[5](p182)二是一批学者从 80年代的主义之争走了出来，进行问题研究和实地考察，认为外来的理论只能提供普遍性的法则和意义，而无法真正地面对和解读中国特殊的人案。他们努力面对中国本土的特殊问题，运用本土的经验材料，提炼出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理架构，从而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种学术觉悟在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具体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对历史的反思。主要成果是对人民公社的研究。 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是林毅夫的研究。林毅夫较早注意到人民公社的问题。认为公社组织本是农民自愿参加的集体组织，可以进入，也可自愿退出。后者正是保证集体组织的活力所在。但公社组织事实上只能进入而无法退出，以致造成低效率。二是张乐天等人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乐天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人民公社背离了家族共同体传统，并最终导致家族共同体的瓦解。
（2）对现实的思考。 核心是乡村变迁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性问题。乡村变迁太快，对既有秩序进行了强力冲击。在此情景中如何进行乡土重建？在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现代性取向。这种观点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全面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二是现代化可以从传统中挖掘有用的东西，即借鉴本土资源。
3.这一时期不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数量远远超过第一次高潮时期，而且在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上也有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吴怀连的《农村社会学》、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厚安和徐勇主笔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和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从第一个高潮时期的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和揭示乡土社会的特性，逐渐深入到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农村人口流动、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心理变迁、农村传统文化、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各个方面。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日益引起国外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研究，目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总的来看，当前国外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领域广泛，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研究。目前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第二，研究人员日益增多，研究受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和基金会及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9个单位进行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 美国卢斯基金会出资支持美国一些学者进行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联合国也投入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