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生存调查：旧皮鞋变成假牛奶原料（下）第2页
稿／高小勇像年年的春运一样，年年的“3·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大概都是我们还要反复经过的日子。这些大抵都是中国发展的烦恼。春运，是市场主要通过火车在大规模配置民工这种生产要素，经年不息地在熨平着各地发展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差异的缩小，民工奔波将不再这样汹涌，呼吁加强铁路投资可能都是部门短见，中国的市场会像美国那样更多地依赖公路运输而不是铁路运输)；而年年的“3·5”呢？年年对制假造假的打击，对消费者华而不实的仪式性保护呢？我以为这个节日的寿命会比春运长久，因为这类烦恼比春运来得更深刻、更复杂，也更顽固许多。真假生产的选择每年的“3·5”，是政府为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节日。在这一天，将一些涉案者揭露示众，震慑制假造假者，举办一个“保护”仪式。不过仪式本身表明，有不少的人选择这种假的生产。如果人少，容易甄别，就直接稳准狠惩治就行了，年年搞这样的“节日”仪式成本就太高，各地政府出击，电视主持人表演愤怒和欣喜都是代价。只有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相对多，甄别费用大，采用“节日”来震慑才经济。事情的道理跟“严打”相似。记得是前两年，西南财大的法学院院长跟我聊经济学，用他们那个行当的故事。说每年的“严打”是相对经济的。他说，中国人多，市场经济使人的流动性很大，仔细甄别犯罪的成本之高，我国财力根本支付不起，通过“严打”来震慑犯罪，是比较经济的。制假造假需要年年固定个“节日”来震慑，是不可以将它看成为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怪癖，或有一部分人特别坏的。他们也是理性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在约束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理性人。问题只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使他们通过制假造假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做出反市场伦理的选择呢？市场经济的伦理是互利的，单方获利单方受损的市场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损人利己的市场也不会长久存在的。我猜，制假造假可能是市场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稀缺所致，可能是市场成长的代价；假设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的真假，是有成本不同的。对有能力把握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企业家来说，选择假的生产代价是很高的。而对于没有企业家知识的人而言，真的生产对他们而言成本就无穷大，而假的生产——制假造假的代价就小许多。如果没有能力又对生活期许过高，怎么办呢？制假造假往往成了这类人的选择。撇开道德伦理和感情，冷静去看，这类选择与中国选择制造业和印度选择软件业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为何干制造业，因为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不高的制造业能容纳更多人就业，中国制造业因此在世界上也获得了比较优势。印度人为何做软件合算，有很多人讲是他们说英语，降低了他们和发达国家做软件的学习成本和交易费用。我觉得是道理，但这个约束条件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刻画经济环境并不一定准确。我以为他们这个选择跟印度政府有关。印度政府很长时间以贪污闻名于世，“印度之路”这个词汇就是经济学界为概括印度政府的贪污而发明出来的。软件和软件外包的交易大都通过网络进行，物流不像一般商品那样需要在传统的物理空间里展开，是隐形的，这就避开了官员的贪污，或者说增加了官员贪污的成本——挣这种钱需要新的知识才行。这样一来，印度软件业比其他行业的成本相对就降低许多，因为在技术上避免了许多政府贪污的成本，于是印度软件业就脱颖而出。中国不少人制假造假，需要全社会的道德伦理批评和法律惩治。然而，如果从选择行为看，从条件看，我们或许就不会仅仅是年复一年地重复低水平的谴责和愤怒，还会有相关知识的长进，还可能找到消除社会不满意行为的更经济的办法。经济学对许多社会现象都从人的选择角度看，分析什么条件让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或推论人将做怎样的选择。如果大家不满意这些选择行为，就去改变产生这类选择的条件。经济学是拙于道德批评和好坏褒贬的，这就是大哲学家罗素讲的科学的不圆满。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几年前，国内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对我说，他要从美国引进一种什么东西，大致是“企业家超市”。他跟我商量，要在北京和上海找一家大房地产商出房子入股，引进美国许多创业计划，把这些计划像商品一样在超市里陈列，让人选择。我记得，他列举的都是如何创办小企业的知识和计划，比如侦探社如何办、拳击训练班怎么搞，美容理发店怎么做等等。听他讲，他还拉了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入伙，希望亚行帮助支持。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一往情深的。听他讲，这么干，就是要培养许许多多小企业家，解决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稀缺的问题，而有了更多的人创业创新，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就业。很遗憾，由于许多约束条件，事情竟然就无疾而终了。我说这件事是想说明，对制假造假而言，政府还应该做许多工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同时政府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报载，东北某地一企业家原来的生意不景气，又发现新的需求，即在饭店喝醉的人需要把人和车送回家的服务。但是，由于把陌生人和他的财产送回家这种生意需要极高的信息费用，得让这类消费者放心交易才能兴旺起来。那个老板找到工商局和公安局，要求在他原来的营业执照上增加这项服务，结果被两家部门拒绝。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减少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的费用，为节约市场本身节约不下来的费用而存在的，如果这种事都不做，增加了真的生产和服务的成本，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假的生产减少呢？中国从计划经济脱身而来，这种体制本身是窒息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什么人呢？是能从生活中发现社会潜在需求和供给的人。这种人与市场是互为因果的。市场发育慢意味着企业家少，因为企业家知识是天天在市场中习得的，而不是在围墙里的大学所能学到的，后者的信息和知识只是前者并不准确的模拟。比尔·盖茨大学也没毕业就下海了。另外有调查也表明，温州的企业家文化程度都不高。官员和文人因此有了企业家要提高素质之说，其实讲这些话只是表明他们自己要提高素质。企业家的素质高低在于他有多少真实世界的市场知识，而不是琴棋书画。政府需要真正生产的企业家，减少制假造假，重要的事情还是加紧发育和维护市场自由，减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成本。如果真正的生产成本过高，就不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做企业家，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假的生产，选择制假造假。因为假的生产是不需要多少企业家知识的，当然也不需要为这种知识支付学习成本，没有企业家知识，而又不愿打工，对生活满怀过高期望的人，自然要做这种代价较低的选择。制假造假严重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为打击这类行为也耗费着社会资源，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发育的成本。当然，真实世界的事情比纯粹是套套逻辑的理论要复杂许多。正如前面所说，制假造假并不仅仅是道德缺陷所致，主要还是我们企业家知识缺乏的一个后果，因此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制假造假、盗版模仿，并不全都是损人利己的事。一些假冒商品市场的长期存在，也说明它有满足市场需求的一面，有增加就业、增加个人和一些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面。去年我约请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的专家，给西部一个城市做软件外包的可行性报告。专家建议这个城市是否创造一个打击盗版的小环境，以吸引外包业务。市长很冷静，说要比较一下外包的收益和打击盗版市场的成本再说。我想，这位市长权衡的是：外包创造的需求，有无可能、在什么时候替代盗版所创造的现实需求。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务实精神。可以大致推论的是，中国市场的发育和企业家的生长现状，意味着“3·5”这个节日还会举办好些时间。化悲痛为力量是理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