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若干规定心得体会第2页
法贵在可操作性强。据此要求。凡行为特征能够确定犯罪性质的就无需另附心态要件（例如“目的”因为行为人的想法难以被公诉机关证明，相应地也就容易成为作恶习者脱逃法网的借口。⑽反观我国的行贿行为立法也有目的条件，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刑法规定为行贿罪和谋取正当利益之目的（在这里，我们拟定它是另一种行贿犯罪）。由此使我们进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却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打击不力，甚至个别地方，一年办了几个受贿案件，却办不成一起行贿案件，这不能不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遗憾。在实践中，对行为人进行行贿的行为司法机关一般不难查证，但查证其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特别是没有谋取到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同时也大大增加司法成本，尽管有些学者指出通过行为人的行为可以判断行为人的目的。但我们认为那只是一个推理和判断，有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准确掌握（明显违法犯罪行为除外）的。在目前的立法体制下，要证明一个人犯了行贿罪，不仅要证明其有行贿的行为和事实，而且要证明其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将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麻烦，一方面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其结果是怎么也查不清楚，也许明知他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但证实不了，到头来放纵了行贿人；另一方面即使证明了他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口供”定罪的现象，从而利于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辩解，最终结果也是打击不了行贿人。司法工作人员的普通心理是宁查10起受贿案件，也不愿意查一起行贿案件，往往查不成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立法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