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报告第2页
的危险定义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因此，所谓高危行为，也就是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极高的行为方式。从目前报告的hiv感染者的情况来看，前者约占2/3，后者占8％。报告的数据是，经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人数3460例，占全年报告感染者总数的66.5%；经性途径感染的人数占年度感染者总数的8.1%，其余的占21.0%。（二）不安全性行为
不安全性行为是指一个人在不了解对方hiv感染状况的情况下进行无保护性交的行为。这包括嫖娼行为和非商业性的多性伴（主要为同性恋者）行为。
1、嫖娼行为
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成功地取缔了娼妓。但自80年代开始，娼妓现象在某些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重新出现并不断延伸到内陆的小城镇。全国1996年共抓获卖淫嫖娼人员42万人。公安部门估计，实际上从事卖淫嫖娼的人员数量可能达到300至400万，约为报告数量的10倍。而潘绥铭先生通过实地的调查，在1993年就估计达到了约400万。
娼妓现象损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并助长性病的流行。为了保护妇女的权利，中国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严禁强迫、欺骗妇女从事娼妓活动。每个省都建立了妇教中心，每年约收教4－5万卖淫妇女。有些妇教中心已经开展性病艾滋病知识教育。但有相当的妇女从妇教所释放以后继续从事卖淫活动。
暗娼可以分为许多类，从包娼（我们熟悉的“包二奶”）到在建筑工棚和路边小店卖淫的妇女。她们性行为增加的次数与收入和安全性行为知识的减少呈负相关。此人群中同伴关系融洽，交流良好，交流的内容包括如何避孕，如何和嫖客讨价还价，如何吸引嫖客等。这显示出有关性病艾滋病预防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在同伴之间传播。
调查显示，通常由嫖客来决定在性交时是否使用避孕套。海南的一项研究显示30％的暗娼回答她们在最后一次性交时使用避孕套。另一项在云南的研究发现暗娼们在进行非商业性性行为时不使用避孕套。暗娼流产率可以作为衡量她们在性行为时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有效指标。海南的研究发现有18％的暗娼回答有过人流史。在云南的研究发现一些暗娼报告在过去两年内作过人流，但是暗娼老板们认为90％的暗娼都作过人流。
妇教所中暗娼的性病感染率为10％－60％，平均达到了30％左右。大多数患std（性传播疾病）的暗娼自己购药治疗，有的到私人诊所或找一些非法从医人员治疗。来自性病门诊的报告显示大多数男性性病患者的感染都是由于无保护的性行为造成的。有估计认为暗娼中hiv感染率在0.01％到1％之间。
2、性传播疾病（std）
自70年代后期起，中国性病报告数字逐渐增长。1995年报告的性病病例数为36.2万，专家估计实际患病人数可能是报告病例的10倍。同时亦有估计认为到报告的性病数字可能占35种法定传染病发病总数的50％以上。来自性病监测哨点的监测资料表明某些性活跃人群如暗娼中性病感染率很高。在高危人群中已开始进行一些调查工作，在山东省进行的一项对长途卡车司机的调查发现，7％的司机患有性病；江苏的一项研究表明，流动建筑工人中4％的人患有性病；在哈尔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拘留所和妇教所，暗娼和嫖客的性病感染率可达10％－80％。
上述事实对于我们了解艾滋病目前流行形势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性病患者处在hiv感染的更高危险之中。这样说有两个理由：其一是性病患者经常有高危行为如卖淫嫖娼，其二是从生理角度考虑，性病患者对hiv的易感性增高，这是因为由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有利于艾滋病病毒和性病病原体侵入机体。
3、同性恋人群的健康
中国的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在全国的150个观测哨点中，已经针对性工作者、性病病人和静脉吸毒人员，却始终没有将同性恋者包括进去。但我们从侧面还是能大致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据新华社报道，在卫生部召开的艾滋病防治情况通报会上，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表示，要高度重视我国同性恋人群在传播性病艾滋病中的作用，对同性恋高危人群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已刻不容缓。
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估计有三千万至四千万之多。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尚不得而知。1997的数字是，据报道，北京一个综合性的大医院的38个hiv阳性病人中，有12个是经同性恋行为传染的。北京的另一个医院部报道，33个hiv感染者中有10个是来自于同性恋高危人群。有估计指出，在中国的某些城市中有10％的hiv感染者是由不安全的同性恋活动引起。而据张北川的不完全的调查，1999年、和，分别有21个、27个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传播艾滋病毒，感染率分别为17.7％、4.9％和5.5％。
一个人爱同性还是爱异性，与艾滋病完全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女性间的性活动与男性间的情况正相反，是不易感染艾滋病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同性恋者通常选择与异性结婚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性取向；同性活动大多也因此采取地下的方式，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这就为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大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北川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实例来印证他的担忧，某大城市一位自愿参与对男同性恋者艾滋病干预的同性恋者描述到，在一家浴池内，“整个性活动过程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完全公开进行的……”。这位志愿者问一位不停更换性伙伴的男孩，是否知道艾滋病已在同性恋人群中流行？男孩的回答是：“别听吓唬，那是外国病，再说，该怎么死就怎么死，那么讲究干啥？”
张北川忧心忡忡地指出，由于不少男同性恋者存在着极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和心态，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加强健康干预，在男同性恋者中推广安全套等，中国将可能有成百万的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
第三章艾滋病问题的属性分析
（一）对市场选择的经典经济学分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物品属性的分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形成了所谓“私益物品”与“公共物品”的二元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利用数学表达式，给两种物品下了定义。他认为，某种私益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全部消费者对私益物品消费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
j=sji（j=0，…，j）
i?[1,n]
在此公式中，为最终消费品，上标i为消费者人数，下标j为私益物品投入量。j是指最终消费品的j次私益物品投入量，显然它应该等于全体消费者i的总投入量。而公益物品的消费总量则等于任何一位消费者的消费量，用公式表示即：
k=ki（k=j+1，…，j+k）
当代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与安东尼·b·阿特金森也认为，在物品的分类方面，私益物品与公益物品处于一个序列的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私益物品）中，一个人的消费增加一个单位使得他人的消费减少一个单位；而公益物品在另一极端，一个人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他人消费的减少。应该说，这一分类方法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理论上这一简单的划分有利于进行理论分析，减轻了分析的难度；现实中，公与私的划分关系到物品的供给制度安排，如私益物品的供给利用市场的制度安排，公益物品的供给则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了。
1、私益物品
私益物品是我们在竞争性的市场中通过交易就能有效地转让产权的一系列物品的总称。私益物品的分配、转让在经典的经济学看来，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整达到合意的结果。这一机制奠基于对个人理性的假设，即对消费者来说是以有限的支出来获得最大的效用，对生产者来说就是以有限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利润，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就是各个消费者剩余和各个生产者利润的充分实现。这是经济生活中的“私”。私是市场机制的动力。一般认为私益物品具有如下特征：（1）使用上的排他性(ecludability)。排他性意味着我使用了一种物品和服务，就排除了别的人使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私益物品是能够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的。也就是说物品和服务的总量等于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该物品和服务量的总和。私益物品的排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买的苹果，未经我的允许，他人无权享用，这时我就对我买的苹果拥有了排他性消费权。对整个社会来说，对这些苹果的消费总量就是整个社会的每个人所享用的苹果的总和。（2）消费上的竞争性。竞争性意味着如果总量保持不变，那么a的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非a的消费要减少一个单位，二者是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