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实践意义
“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破解“浙江现象”的一把钥匙。由“块状经济”的讨论，我们会进入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最精彩的部分，而这种讨论还有可能意味着对传统区域经济学的挑战和创新。
一、“块状经济”现象
“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 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
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
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
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
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 “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代理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 “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集群的产业氛围可以培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对该种产业相关知识与创新的敏感性，尤其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高档时装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技、艺难以严格区分。产业集群内知识与技术通常以隐含类、非编码化的形式传播与扩散，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大多数情况下，“块状经济”中关键性的知识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就如同面包师的发面技术，面点师的拉面技术一样。行业内老资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诀、绝活，师徒之间使用特殊的隐语、行话、市语。我曾考察过一个生产祭祀用纸制“金元宝”的小企业群落。这些企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们将一叠32开大小的锡片，用锤子敲成8开大小薄如蝉翼的锡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诉我，学成这样的技术需要三年才能出徒。
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
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
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
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展型。
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