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第2页
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
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
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
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
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
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原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
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